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毕业论文范文 > 正文

毕业论文范文10-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

2017-08-27 04:00

-----迟到的反思
地处文化边城青岛，信息、资料有限，只知王彬彬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引起一场热闹的论争，却不知就里。直到前不久收到人大复印资料，才得以拜读全文。读后，我久久地陷于深思之中。王彬彬挑起的这场争论可能已经平息，但王彬彬凭他“正义”的激情，说出或表达了一代青年文人的义愤，却触发了我对当代中国文人“心路历程”和中国现实社会道德与人文价值重建问题的反思。这的确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围绕王彬彬的这场论争本身。但要将这些问题揆理清爽，却必须心平气顺不动肝火，将个人是非置于度外。这似乎只有旁观者方可作到；这似乎只有将争论气氛淡化才能作到。正因如此，笔者不自量力，在此围绕“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问题将自己多年来思索的一些观点陈述出来，作一“迟到”的反思。所谓“迟到”，不仅仅指对王彬彬的这篇文章，而更指文中所涉及的原本是一些早该廓清的问题。因此，行文中难免涉及的萧乾和王彬彬，并非针对他们个人文章是非的评价，而大都是作为“共名”运用并借以阐述或贩卖本人观点的，因为本文的题旨是对道德和历史的反思并非是参加什么论争。 上篇：历史的误读

萧乾先生关于吕荧事件的评述，涉及他对有关说真话的道德认识，而王彬彬批评否定了他的这种认识。但俩人在问题“真”、“假”本身上并没有分歧。他们都是基于今天的清晰的是非标准评价那场事件的。萧乾是从他个人经历反思中得出他的道德标准结论，而王彬彬的批评则产生于他由此而对当代中国历史或更准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误读，即认为中国“聪明”的知识分子或其中的萧乾们应当为“前改革”年代悲剧承担道德责任。产生这种误读的不仅是王彬彬这一代人，而可能是整个“后”““文革””时代人。他们的“审父”情结难以解脱的痛苦，正源自他们父辈缺少“自审”意识的麻木。从这个意义上，我的确很理解王彬彬们。但批评他的父辈们过于聪明过于世故过于圆滑却是批评错了。恰恰相反，他的父辈们当年可能比他们今天更单纯、更幼稚、更“崇高”。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心路历程悲剧之渊薮。要认识这一悲剧渊薮，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历史的批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之后。以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民族解放的前躯，他们塑造出了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刚正群象。但为什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当然是极“左” 路线下的“社会主义”）后，同样这些知识分子， 面对吕荧这样的事件却突然个个成了连真话都不敢讲的以至为“身家性命”而纷纷抛弃“原则”、“正义”的懦夫了呢？不亲历或不深入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是读不懂的，是很容易得出他们群体怯懦的结论的。但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一段历史，结论便可能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关键首先是要了解放前后知识分子身份地位和精神状态的变化。
解放前进步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他们对自己是民族良知和社会正义、民主、进步精神代表身份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凛然正气，不仅得到进步知识界的喝彩，而且受到广大觉悟工农的敬佩。当其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尺度与革命尺度是同一的，是非界限是清晰的，知识分子阵营也是（相对）团结的。因此，进步知识分子为崇高真理献身时，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价，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亲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解放后（改革前）则不同了, 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不仅自己前述种种正义代表身份被剥夺了，而且在新的“正义”、“真理”、“原则”的名义下，已经被置于受改造受批判甚至被嘲弄的地位——今天依然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的电影《刘三姐》，便是在阶级斗争的故事框架中，对知识、知识分子“臭老九”形象尽情嘲弄的“样板”。这时，“革命”的道德原则与知识分子恪守的道德的尺度彻底错位了。知识分子的队伍必然地分化了。象吕荧事件所表现出的是非决不象王彬彬今天所认识的那样简单，只是一个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让我们把当时的特定情境还原一下。

首先是前提。一方面，胡风是已定性的“反革命分子”，这是由代表正义的“组织”和伟大领袖判定的，而反革命意味着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崇高的真理、反对伟大的祖国等等 ；另一方面，入会的知识分子是进步或要求进步、 革命或要求革命的、追求崇高真理和热爱伟大祖国的。其次是任务。组织上要求后者揭发批判前者，最低要求也是划清界限。在这样的情境中，对知识分子行为的道德评价首先要看他们对客体（事实）真象的认识，其次看他们的动机，最后看他们的行为，并依此为据分为两大类若干种。Ⅰ大类是知道或看清事实真象的，清楚胡风是冤案；Ⅱ大类则不知或看不清事实真象，完全相信对胡风的定性。这一类相对说来比较简单，他们批判胡风是反革命，既是说真话又是捍卫真理，遵循革命道德当时良心也不受谴责。复杂性在于Ⅰ大类，他们又可以分为五种情况。A种， 或基于良知或出自恪守真理的动机或只是因为天真，而说出真话，当时（或随后）遭灭顶之灾，在今天获得崇高的道德荣誉；B种，或出于明哲保身保家的考虑或由于生性怯懦， 缄默不言，没有表态，或只是自我批判而不批判他人，他们在今天受到指责；C种， 则是在“真理”与真相的矛盾中对自己的事实与价值判断发生怀疑，自觉地进行自我思想斗争，“透过现象看本质”，力图与“真理”保持一致，他们当时不是说不说真话的问题，而是在为自己的觉悟不高，立场动摇而自责，他们将在以后的运动中分化，或成为B种，或变为D种、E种；D种，是明知真相，但为了个人安全利益不得不作“进步”状，违心地被动地加入批判行列中去不得不说假话，他们当时内心便承受着道德自我谴责的痛苦；E种，是置真象于不顾， 完全为了个人之“进步”的名利而泯灭良心地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落井下石，这样卑鄙的小人（余秋雨先生有讨伐小人“檄文”深合我意），在当时和在今天都应受到道德的谴责，不应有任何宽容（有作家对这样的人也保持宽容并讳其名，我认为不值得赞许）。

其中，最复杂的又当属B种，也就是王彬彬批评的“萧乾现象”。萧乾说， 能做到不说假话，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准备作出一定牺牲，这决非在伪饰自己。因为“三十年”历次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都有一次次表态交心要求，不主动说，被动也得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说假话，容易么？有时，不表态就是同情、就有罪，能说没有风险吗？既然有时明哲也不能保身，为什么不坚持说真话以保节操呢？这是今天特别需要提醒人们“读懂”的。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说了真话，在当时不仅不能保持节操，而且要见弃于工农大众、见弃于自己的同类甚至自己的亲属；不仅危及自身、自己的亲属，甚至连带自己的朋友，真正是“身与名俱灭”！笔者其时也小，但迄今清楚地记着有把胡风画作老虎的漫画，以至我日后见到“胡风”两字便想起老虎，如同北方人听到“麻虎”想到狼一样！这与解放前知识分子的为正义献身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那时进步知识分子为崇高真理献身时，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价，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亲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这时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却已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用当时的话讲叫自绝于人民）。甚至与俄罗斯古典作家被流放的命运也完全不同——他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强者甚至领袖——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也被彻底“流放”了！因此，他们在当时的缄默对自己、对他人来说都是合乎人道的，甚至是不自私的，应当同情和赞许，也因此，随着运动的增多，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聪明”便是合乎逻辑的结局，只要他们能保持政治清醒保持洁身自好便不应当指责。张中行先生在整风中，不是也给自己罗织一百零五条“罪责”向组织上“交心”么（《读书》95年8期）？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就涉及王彬彬的“逆向思维”：“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象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都象吕荧那样说真话，情况又会怎样呢？”所以，吕荧的灾难正在于萧乾们的沉默。王彬彬实在是太书生了。他的“如果”根本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缘故不在于萧乾们是否可以集体不沉默，而在于萧乾们当时仅仅是数种情况中的一 种，不仅还有Ⅰ类中C、D、E三种人不可能上台说真话，而且，更有Ⅱ大类赤诚的正义事业捍卫者，在“时刻准备着”“保卫革命”与胡风或同情胡风“之流”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呢！这是当时最强大一种力量，是知识分子中自认为仍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一部分人，当然大部分是单纯幼稚追求崇高理想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是与邪恶作斗争， 却构成了邪恶； 他们自认为代表正义，却践踏了正义。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在当时，他们并不受道德的谴责，因为他们遵循的正是“无产阶级道德”。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当他们也成为革命对象时，才可能有所觉悟。这时，他们便归到第一类中分化了。但即使这时，王彬彬的假设依然不能成立，因为更多更年轻单纯幼稚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又站到“正义”的旗帜下，为了同样“崇高”的道义和理想而向他们的前辈或父辈宣战了——这便是酿成“文革”悲剧的社会基础。

萧乾吕荧时代我没有赶上，“文革”我却积极地参加了。我曾为自己有幸象革命前辈一样参加一场伟大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因此“大革命”开始后，在自认为崇高的动机下，我也曾用大字报伤害过老师。只是由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教养，由于自己的非红色出身，我没有打过人。但当我看到红卫兵们将狂热的政治热情瞬间化为暴力随意污辱毒打老师时，我的反应只是惊诧恐惧；恐惧的同时，却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而自责——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时，我决没有看清“文革”本质的“觉悟”。因此，巴金先生说的知识分子应当忏悔，我想主要应当包括第Ⅱ大类人，及Ⅰ类的D或E类（如果E类能忏悔的话）， 也包括我——尽管当时我只是高中学生。不能轻轻一句话把道德责任推给历史。每个站在“胡风们”、“右派们”、“牛鬼蛇神”对立面使他们遭到伤害的人都有责任，这责任从最轻处说便包括对所谓“正义”“崇高”名义的轻信（或说是受蒙蔽），包括个人道德良知的丧失。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正因为有此历史经验或教训，今天中老年学者对一些美好崇高的理念符号不再轻信了。但同时，由于缺少深入的历史反思与道德自审，更缺少真诚的道德忏悔，甚至缺少以文学形式的自审与忏悔（尤其是对““文革””——““文革””是一代青年用青春毁灭文明而又自毁的大悲剧），使今日的青年对他们的历史他们痛苦的“心路历程”产生了误读。王彬彬们的“审父”意识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如果留给再后一代，历史便几乎无法复原了。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今天是正视与深入反思总结的时候了。但对王彬彬们来说，是不是也应当自省一下，如果他们自己处在那个时代，会是那一类和那一种人呢？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是会加入热情追求“崇高”的Ⅱ大类的行列中去的。 下篇： 道德的偏执

但是，对历史的反思“正读”理解萧乾们，并不等于今天我们就可以否定嘲笑吕荧；吕荧的行为仍是一种崇高。否定历史上的伪崇高，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嘲笑或可以容忍“痞子”文人嘲笑真崇高，甚至竭力推崇周作人肆意贬低鲁迅！不！在鲁迅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扌＋不）黄土！对于当代文坛是非颠倒之浊流，应当坚决抵制和清算。真正的崇高是永远是人类精神的旗帜、正义的旗帜。尤其在伪崇高泛滥时代却能认清并敢于坚持真理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前驱，象张志新烈士，更是悲剧性崇高英雄，更值得后人敬仰。我从内心对他们表示钦服，因为我做不到。因此，我对萧乾们作道德辩护的同时，仍愿把我深深的敬意献给吕荧。我是从事美学的，吕荧不畏高压不随潮流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久已为我所敬佩。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崇高。对美学界某位学者时时借政治东风压迫自己的学术对手的卑劣作法我甚感羞耻。因此，对高扬崇高、正义、人文旗帜的当代青年学者，我同样充满敬意。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片面绝对的思想方法及其道德理论，恰恰使他们背离其崇高目标，而很可能导致伪崇高。这种片面思想方法，即是将复杂的事物绝对化地一分为二，非黑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用王彬彬的话说，就是“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往往根本就没有中间地带可供逃遁”，不说真话就意味着说了假话，就意味着认可助长了邪恶。由这种方法支持的道德理论便是我认为应当引起重视并深入批判的道德偏执症。所谓道德偏执症，简单说来，一是道德的泛化，把道德评价贯彻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是道德的拔高，用崇高的道德作为普泛标准要求他人。这种道德偏执症，既是诸多历史悲剧的社会因素，又是当前道德沉沦的重要原因。本文结合前文所述，重点讨论后一问题——道德的拔高或圣德的泛化。

从崇高的道德标准出发，怎么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又怎么会导致道德沉沦呢？这不是几句话简单可以解释清楚的。我们首先从道德的分类与功能谈起。
现代道德不是“一体的”，而是分类分层的。从分类角度讲，它包括历史道德，如阶级道德、党派宗教道德等；还包括公共道德，如社会道德、人伦道德、职业道德等。从分层角度讲，它又有常德、美德、圣德之分。当今理论界在道德问题上的理论困惑，很大程度也在于道德划分的混乱①。而其中最严重的混乱就在于取消社会公德—常德，而用崇高道德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