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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成本补偿问题初探

2017-09-16 02:05 【摘要】约翰斯通的“成本分担”是世界各国收取高等教育学费的重要理论依据。高等学校进行成本补偿,应该首先确立合理的补偿原则。

1986年,美国纽约大学校长、学家D.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帮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中提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他认为,高等教育成本无论在什么、体制和国家中,都必须由来自政府、家长、学生、纳税人和高等学院几方面的资源来分担。

一、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存在的

(一)生均成本核算范围不合理
生均成本,即生均教育成本,是全国普通高校教育的总成本与在校学生的平均数,它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的价值,它包括以货币支出的教育资源的价值,即直接成本,也包括因资源用于教育所造成的损失,即机会成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舒尔茨(Schultz)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指出,教育成本是学校教育过程所消耗的资源要素。包括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等的服务成本,维持学校运行耗费的要素成本,以及学校房屋、土地等的折旧、利息成本,但不能包括与教育服务无关的附属活动成本,如学生食堂、住宿、运动队活动等项成本,也不包括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补助等“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
教育成本是确定学费标准的重要依据,学费应考虑教育的直接成本,不应考虑机会成本。教育成本应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教职工人员经费等正常办学费用支出,不应把高校的所有支出都计入教育成本,但是很多高校后勤和部分科研支出等计入到直接成本中。存在这种问题的关键是我国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另外,考虑到社会稳定,高校很难对臃肿的机构和多余的人员进行裁减,这是社会成本,是为政府分忧,其中的一部分转嫁到学生身上。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二)财政拨款方式不完善
在财政拨款方式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基数加增长的拨款模式;二是按招生人数和生均拨款标准确定拨款额。两种均不尽合理,前者其基数中包含着复杂而众多的不合理因素,是因循守旧、粗略简单的拨款模式。而增长也只是按教师和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增长,实质上是一种吃大锅饭式的拨款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很难体现出效率原则,其中隐含着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与国家财政拨款的初衷相悖。后者按招生人数拨款,看似公平,对各高校都采取一个统一固定标准,但实质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模式本身包含着很多不合理的成分。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国家主要责任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应在提供公共产品范畴发挥作用,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求。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属性,又具有私人属性。从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角度讲,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拨款责无旁贷。但具体拨款多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财政拨款模式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甚至没有体现这一基本要求。存在这种问题,是由于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改革必然会触犯到既得利益部门和人群,如何公平是个难点,况且建立合理的财政拨款方式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三)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很多农民难以承担高额学费
近几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水平在不断增长,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曾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的高收入户占有全部收入的42.4%,人均收入为992元,20%的低收入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6.5%,人均收入为124元,人均月收入差8倍,有60%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将达到0.465。而在这种差距更大。世界银行认为收入差距状况仅比撒哈啦以南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南开大学经济所调查认为,如果包括非正常收入在内,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517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在增加,高校中贫困家庭学生数较多,2003年我国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2004年为3080万,增加了80万人;2004年末,全国高校在校生(包括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中,贫困家庭学生约占20%,人数为270万左右;特困生占5%到10%,在70万到135万左右。可以说,目前高校的学费水平已超过很多人的承受能力。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税收等调节手段没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