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言说(1)(2)
2015-06-03 01:33
导读：1904年，陈独秀就极力地鼓吹、提倡国语教育。他说，外国的小学堂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国语教育，即教本国的话。到学堂里学话的重要原因是，“小孩子
1904年，陈独秀就极力地鼓吹、提倡国语教育。他说，外国的小学堂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国语教育，即教本国的话。到学堂里学话的重要原因是，“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义，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物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话，编成课本，给他们读，等到他们知识渐渐地开了，再读有文理的书”。[2]这里所谓的“话”，是一个与“文”相对的概念，也即口语。
随着语文教学的进步，口语和口语教学开始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潘树声在其《论教授国文当以语言为标准》一文中指出：“人生而有口，自其牙牙学语，以至就傅，其语言已无蹇塞不通者矣，导其语言于文字，当必有迎刃而解之乐，舍语言而教文字，徒苦儿童耳。”[3]不难看出，这里的“语言”与“话”一样，都是指口语。这一时期国文教学刚刚蹒跚起步，研究者的探究已涉及语文教学的核心命题，即语言先于文字，国语教学当以语言为基础。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关于口语教学的声音极为微弱。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及课程表，将各类学校“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更名为“国文”，并对国文课程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这个时期国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文，口语和口语教学尚属边缘性话题。1914年，杨鄂联在《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23期发表《话法教授之要素》一文，提出了“话法”和“话法教授”两个概念，并就具体的话法教授进行了论述，开了口语教学研究的先河。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影响遍及全国的《教育杂志》，在五四运动前发表了大量关于语文教授的文章，其中不乏关于口语教学的论述。谀冰在《言文教授论》中说：“教授文字，当以教授语言为第一步。教授语言，由当分为自语、听话、会话三种。”[4](72)潘树声在提出“教授国文当以语言为标准”的同时，强调“语言，声也，发于口而闻于耳；文字，形也，出于手而触之于人之目；其器官之作用，本不能一，此其所以难也。教授国文者，务使接近而几于一焉，则请以语言为绍介。”[3]作者不仅探析了语言与文字的区别，而且抓住了言文统一这一重要命题。这一时期，发端于上海，后来影响波及全国的国语统一运动，经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研究会的大力推动，在国文教育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为国语的诞生作了先期准备。
应该说，这个时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文，国文科事实上尚未把口语和口语教学纳入自己的架构之中。口语和口语教学在各种有关课程、教学的文本中，只有隐隐约约的身影显现，而且主要是在小学低段。从《钦定小学堂章程》中首次使用“口语”（1902），到《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提出“并当使之以俗话叙事”（1904），《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提出“并使习通行之官话”（1904），再到《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1912）、《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1916）中的“并使练习语言”，口语—俗语—官话—语言，这一路走来，口语和口语教学的地位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口语和口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却为言文一致、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后继的研究与教学积累了宝贵资源。
（二）定型期（1919—1936）
五四运动的浪潮荡涤了淤积在语文课堂内外的污泥浊水：读经终于被彻底废除；文言与白话之争也基本尘埃落定；语言与文字渐趋一致。随着现代语文的学科体系和基本构架的逐步确立，口语和口语教学作为语文和语文教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不断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口语教学成为语文教育领域研究与实践的潜在热点。
1920年，教育部先后通过修正《国民学校令》及《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等，确定了初等小学四年间纯用“语体文”，并正其科目为“国语”。虽然当时国语尚未完全统一，也未拟订出相关的语言标准，但是，国语的诞生却为口语教学提供了前提条件。至此，国语、国文才合力构成了统一的学科框架，形成了现代语文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