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言说(1)(4)
2015-06-03 01:33
导读：口语教学要真正走进课堂，融入学生的生活，需要有教材作保障。陈鹤琴、盛振声参照《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根据儿童心理和生活，运用标
口语教学要真正走进课堂，融入学生的生活，需要有教材作保障。陈鹤琴、盛振声参照《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根据儿童心理和生活，运用标准口语合编了初级《儿童国语教科书》（1931，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和1934年，叶圣陶编写的供小学初级、小学高级学生用的《开明国语课本》先后出版（中华书局）。这套教材立足儿童和日常生活需要，遣词造句可谓儿童说话作文的典范。这些教材各具特色，为编写具有口语和口语教学特点的教材积累了经验。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口语教学方法方面出现了不少专著。赵欲仁著《小学国语科教学法》（1930，商务印书馆），强调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统一，说话和作文的同步训练。阴景曙编《小学说话教学法》（1934，上海大华书局）、王国元编《小学说话教学法》（1936，正中书局）分别就小学口语教学进行了专门论述。这在当时的语文教学领域，特别是对口语教学的施行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口语教学和研究有一种退潮的迹象。1932年和1936年，教育部又两度修订、颁行课程标准。两个修订版《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虽仍有“养成用语体文和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的教学目标，但“口语练习”已“于课外行之”。在两个《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原有的本就不太明确的口语教学要求则已悄然消失。
（三）低潮期（1937—1949）
1937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对教法（包括口语教法）的探究日渐式微，但仍能依稀看出口语教学的运行轨迹。
1941年，经过修订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颁布，其教学目标中有“教导儿童熟练国语，使其发音正确，说话流畅”，“培养儿童修己、善群、爱护国家民族的意识和情绪”的要求。这个标准虽未能在全国推行，但它不仅强调了口语及其教学的本体功能，而且有了对口语文化功用的关注，尤其是一系列颇具操作性的口语教学要求的提出，为今后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教材纲要依据说话、读书、作文、写字等四项编定。“说话”和“作文”保留了一以贯之的口语要求。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颁布，它虽未及施行，但仍重视口语和口语教学。
在中学阶段，口语教学则一步步淡出语文教学领域。1940年的《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虽仍把“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作为目标之一，但在具体实施方案中“口语练习”已“行之于课外”。而在同年颁布的《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就已看不到关于口语教学的相关表述了。1941年拟订的《六年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草案》，保持此前对口语教学所持的态度。1948年的《修订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以及《修订高级中学国语课程标准》中，口语教学仍然被排斥在几大教学主题之外。这几部课程标准充分体现了口语教学在当时的边缘处境。
关于口语教学的言说之声虽已极其微弱，但并没有停止。1947年，黎锦熙著《中等学校国文教读教学改革案述要》中，用“两纲四目”来论述文言与白话文的教学。其中关于白话文的“一纲二目”中，一纲指“白话文须与语言训练相联系”；二目为“一目：先须耳治。二目：注重朗读”。在黎锦熙看来，白话文接近口语，读出来的句子同人们说出来的话几乎一致，学生看得懂也念得顺；只是课文中所用的口语是加工过的，是美化、净化了的，所以学生要学习。而这种学习必得与语言训练相联系，在听和说上下功夫，使课文中那些美化、净化了的口语逐步影响、提升学生已经习得的原始状态的口语，这才算是真正发挥了白话文教材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白话文以‘耳’治始，以‘目’治终，其成绩全在‘口’，口与‘手’相应，而白话文之写作进步矣。”［5］（207）作者把口语置于语文能力的基础地位，跳出了就口语论口语的短视与肤浅，可惜黎氏的话在当时未被人们认真听取，更没有在教学领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期，沈百英所著《小学说话课教材和教法》（1948，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