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长期泛滥的立法根源(2)
2014-11-12 01:38
导读：从经营者一方考虑，当他经营的假冒伪劣产品价格额度较小时，他事先就知道尽大多数购买者会自认倒霉，不会返回来找他要求退货返款，要求退货返款的
从经营者一方考虑，当他经营的假冒伪劣产品价格额度较小时，他事先就知道尽大多数购买者会自认倒霉，不会返回来找他要求退货返款，要求退货返款的只是个别人，在抵赖不过期，一般情况下，退款就是了，利益大于风险；即使有人起诉，他增加赔偿的产品价款一倍的额度，比起他经营该产品所赚的利润的额度来微乎其微，充其量，他不再经营这种产品而改为经营其他假冒伪劣产品罢了，利益仍然大于风险。而其他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更不会从经过诉讼多赔了价款一倍的案例中受到丝毫的警示。
赝品屡禁不尽，概缘于此。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不会为较小利益付出较大的本钱，也不会因较小的风险而放弃对较大利益的追求。这是一条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因没有反映这条规律而失往了科学性，故在实践中没有象立法者所预期的那样，产生鼓励消费者与制假、售假者作斗争和惩戒制假、售假者的功效。
为了使《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具有科学性，也即符合上述客观规律，我们应将该条规定后面增加一句，变成“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用度的一倍，但最低不低于国家上年度城镇居民90日的人均可支配收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2000年度的城镇居民90日的人均可支配收进为1,544元。）为违法经营者设定的这种有参照标准的财产压力，是能够与经营者制假、售假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相适应、相抵消的。这便可以使消费者选择与违法经营者作斗争后，能够得到大于本钱的利益，从而真正得到鼓励，也可以使经营者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风险大大高于其因此得到的利益。可以想见，这样的法律发布施行之后，人人都可以成为“打假英雄”，真可说是“造成了陷赝品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到那时，赝品恐怕就成了稀世之物，人们想买都买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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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约束产品质量控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行为的法律规范设置得不科学。杜尽赝品，使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产品质量控制机关（包括各级产品质量监管部分、各级政府和其他有关的国家机关）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它们享有控制产品质量的权力，也对国家承担着控制产品质量的义务。这些机关及其工作职员假如不履行其对国家应尽的控制产品质量的义务，对社会造成危害将会更大。因此，对产品质量控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光进行思想作用不大，还应当将这些机关及其工作职员的产品质量控制行为置于法律的调整之下，用法律规范加以约束。
在我国，约束国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职务行为的法律不是没有，但历来都失之于不全面、不具体和制裁不力。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执法不严现象，根源就在于此。作为特别法，《质量法》在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有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的，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但这些主要负责人承担什么具体的“法律责任”呢？在该法的第五章“罚则”部分没有具体规定；对产品质量控制机关不履行《质量法》规定的其他义务的行为（例如玩忽职守致使辖区内赝品泛滥的行为）应如何处理？《质量法》没有规定。第六十五条固然规定了有关产品质量控制机关工作职员的部分违法行为的具体标准，但规定的制裁却只是“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笼统的规定，不过是在重复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质量法》第六十八条和《消法》第五十三条，固然对有关产品质量控制机关工作职员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作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无违法行为的具体标准，而其规定的制裁，也与《质量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一样，不过是在重复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