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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制度的完善

2015-05-06 02:04 摘 要：国家赔偿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缺陷已完全暴露出来。近年出现的麻旦旦“童贞***娼案”等案件彻底宣示了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国家赔偿法是不完善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现状着手，在分析引进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基础上，对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制度构想提些许肤浅的建议。关键词： 精神损害救济 精神损害赔偿 必要性 可行性一、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现状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违法执行职务行为侵犯相对人的正当权益，造成其精神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精神补救的义务以抚慰当事人的一种制度。
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正式通过,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关于精神损害救济的规定,只见于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十五条：（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实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视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有以上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现行国家赔偿法仅仅规定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纯精神抚慰的救济方式，没有规定金钱或者其他物质赔偿的救济方式。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题目的解释》以及2004年10月1日公布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题目的解释》都未对精神损害救济作更为完善的规定。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案例，让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立法缺陷日益凸现出来。2001年陕西一位叫麻旦旦的女子被公安屈打成招诬为***娼并被关押，后来麻以自己是童贞的医学证实才洗刷不白之冤。不过，这起震动全中国乃至世界的荒唐事件，却以麻旦旦获得74.66元的“国家赔偿”了结。这起荒唐的“童贞***娼案”给麻旦旦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至于本案，被害人麻旦旦被刑讯逼供，精神遭受极大痛苦，一审、二审判决都是赔偿74.66元，这种判决结果，不仅原告难以接受，法学界及关注此案的公众也难以接受。在受到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违法执行职务行为侵害时,受害人受到的侵害,不仅表现在肉体上,同时表现在精神上。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补偿,不给其精神损害补偿的做法是不公正的。固然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并不违反现行法律，但法律的正确执行，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公正，立法上的残缺必将导致执法上的狭隘。[1]此案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救济制度立法的不完善。举国震动的佘祥林“杀妻冤案”，得到昭雪，无罪的佘先生枉坐了3995天牢狱。有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初步估算佘祥林的赔偿金可能在25.6万余元。这个赔偿数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意义，同样难免让国人伤感。现行《国家赔偿法》的缺陷，使得佘祥林可能得不到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除非重新制定司法解释或法律增加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也使得《国家赔偿法》只能尴尬运行——它救济的人仿佛是没有精神世界的[2]；必将影响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
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看，精神损害的赔偿应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补救制度，借助金钱、物质等手段达到精神抚慰之目的，可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因此，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制度亟待完善，亟需引进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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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进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引进精神损害赔偿是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国家赔偿法同其他法律一样，是以宪法为根据制定的。我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欺侮、诽谤和诬告陷害。”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职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现实中，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的事件仍不断上演，为更好的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的，对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体现宪法保障民权、控制国家权力的宗旨也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引进精神损害赔偿消除国家赔偿中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与民事立法相矛盾 。国家机关侵权与民事主体侵权只是主体不同，本质上没有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机关与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具有一定的对等性，国家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与民事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也应在立法和实践上实现同一。无论是民事侵权行为，还是国家侵权行为，只要给公民造成了精神损害的，均应给予受害人法律救济，赋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引进精神损害赔偿有利于彻底保护相对人的正当权益 。国家赔偿法中只针对受害人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损害作出一定的规定，但除此之外的隐私权、信用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人身权利却根本没有涉及。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权利统回到国家精神损害救济的范围中往。这样精神损害救济的范围，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实践的需要。从赔偿的形式来看，对精神的损害，国家赔偿法只采用了精神抚慰而没有采取金钱赔偿的物质方式。特别是当精神损害无法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来救济的情况下，给予受害人以适当的赔偿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遭受的痛苦，物化其损失则更有利于赔偿法的实现。所以精神损害救济给予金钱赔偿的物质方式是对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法律保障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 引进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权力的滥用以规范其行为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就是以支付金钱等物质方式来追求心灵上的平衡。它不仅可以抚慰受害人的心灵，以另一种方式给它提供精神补救，而且意味着对加害人的非难，同时也可以要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支付部分国家赔偿用度，显然，这种通过物质形式的制裁与监视更富效率。这种经济上的威胁和制裁不但可以确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依法行使职权，进步工作效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职员的岗位责任制的完善，推动勤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