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2)
2015-06-03 01:33
导读：(二)摹造他人商标使用于同种产品加以贩卖所肇之纠纷。如：1909年2月，英商祥茂洋行主投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禀控华商宏源洋货店私卖伪牌肥皂，公廨
(二)摹造他人商标使用于同种产品加以贩卖所肇之纠纷。如：1909年2月，英商祥茂洋行主投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禀控华商宏源洋货店私卖伪牌肥皂，公廨谳员张柄枢将宏源执事人张云山等拘获到案，会同西官开堂研讯，祥茂主人声称，本行出售肥皂分为头二等，均有定价，今宏源将次等货私印头等牌号混售于人，于生意有碍，请即重办，中西官会商之下，判宏源洋货店罚洋钱200元充公。[5]
(三)因转售他人冒牌商品而误侵他人商标权产生的纠纷。如：1882年6月，有上海顺全隆洋行洋人，到法租界会审公堂呈控盈泰丰洋货店冒牌销售其制造的双斗鸡牌自来火，固然该华人店主则声称伪货从日本三菱公司买来，共五箱，每箱14两，当时只为贪图便宜，并不知其为冒牌之货，但经中西官会审，仍判将货主交保候审，余货一箱缴案。[6]
(四)将自制产品装进他人有注册商标之容器而导致的商标纠纷。如：1909年7月，有华商协源祥号邵而康以新油装进老牌火油箱，冒充美孚牌号，冒戤美商美孚商标，被美孚洋行所控，并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传案讯究，后判邵具结悔过，声明以后不准再冒，且罚洋一百元充作同仁医院经费。[7]
总之，当时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主要发生在生产和销售两个领域。就生产领域来看，商标纠纷多是因产品商标有所相似所致。清末随着国内民族企业的纷纷兴办，一些华商逐渐在自制产品上贴附商标，而晚清对商标的注册治理及判定冒牌等自始至终在律令依据上存在诸多制度上的纰漏，一旦洋商觉得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受到华商产品的竞争，或因债务等其他原因与华商发生纠葛，即多有藉商标题目禀控华商者，1907年10月间，曾有上海英美烟公司，不满华商三星纸烟公司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蓄意吞并之，所谋不售，竟对三星纸烟公司提起注册商标遭侵害之诉讼。[8] (P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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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销售领域来看，发生商标纠纷的商品多集中在火油、火柴、肥皂、香烟等日用小商品上。启讼原因虽不乏部分不法华商，以劣质假冒之商品，影戤洋商商标，冒牌射利。如1909年8月，上海英租界之中国勒威药房，收买瓶上印孖梨烟林文字样之花露水空瓶，实以自制之花露水冒牌混售，以致被上海老晋隆洋行经理人麦格赖所禀控。[7] 但因华商昧于商标常识，贪图便宜收售伪货，以致误冒洋商商标，甚或被洋商以商标为由无故欺凌之事也不胜枚举。1903年9月间，福州美国面粉公司代理人裕昌洋行向华商公记号购买面粉，当公记前往催收货款时，裕昌洋行竟禀控公记所售卖熊标洋粉，属假冒商标，要求酌议示罚。公记诘问洋商为何初买时并不声称假冒商标，迨至收取货款时竟藉商标肇讼，但在福防同知的谕令下，仍***缴洋300元转送美领事，“情愿吃亏省事，以免缠讼受累”。[9] (P14480-14481) 二 晚清时期，涉外商标纠纷中以华商侵冒洋商牌号者居多。而华洋商标纠纷的大量涌现，又滋生出复杂多绪的华洋诉讼和华洋交涉题目。
清季由于列强在中国占有领事裁判权，如有洋人起诉华人，除上海租界等少数几地由会审公堂受理外，其他则依“被告国籍主义”，由领事把禀状呈由中国地方官厅理处。到清末司法改良，随着各地审判厅的建立，亦有洋人迳赴司法衙门具诉者。不论其诉讼程序如何，在关乎商标之诉讼中，多以洋商胜诉而告结，地方官府和司法衙门，在商标诉讼和交涉中，或因无章可循，或因惧于交涉，多责令被控华商将争议商标酌订，或对冒牌华商处之罚款，没收货物等惩戒。1908年，华商何瑞霖开创芝兰香牙粉公司，并曾在天津商务总会和工艺总局挂号注册在案。1909年4月，芝兰香粉公司被大阪日商呈控假冒商标，后来将该公司商标与该日商两家货样“呈堂比较，并不相同，尽非假冒”。但受理案件之中方官员仍“谕以商标略似，饬商更改以避嫌疑”，“后又纯用野蛮手段，屡次更改呈验，终未洽意”，最后“断令将一切装璜花样删往，仅准商用带字白签书明中国造白粉字样”。[10] (P1785)中国官府在处理纠纷时抑已尊人之举如是无忌，使得华商一旦与华洋因商标涉讼，大多受亏累累，莫可申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