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4)
2015-06-03 01:33
导读：1904年初，清政府商部向朝廷上奏，要求从速颁布商标法规：“中国自开埠通商垂数十年，而于商人牌号，向无保护章程。此商牌号有为彼商冒者，真货牌
1904年初，清政府商部向朝廷上奏，要求从速颁布商标法规：“中国自开埠通商垂数十年，而于商人牌号，向无保护章程。此商牌号有为彼商冒者，真货牌号有为伪货攙杂者，流弊滋多，遂不免隐受亏损……保护商标一事，自应参考东西各国成例，明定章程，俾资遵守”，以后“无论华洋商人，既经照照章注册，自应一体保护，以示公允”。[17] (P19)
1904年4月，《商牌挂号章程》出台，此为中国商标史上起草的第一个商标法规。该章程由英人裴式楷拟定，但其内容偏护洋商歧视华商之意极为明显，故一出台马上引起国人强烈反对，“上海外贸商人向驻北京的英国大使提出申述，要求英国大使转总税务司进行修改”。[3] (P29)之后，商部又参照英国驻华大使代拟的条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代拟的草案及其他各个国家的商标法规等资料，又重新拟订《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并于1904年8月正式对外公布。该章程共28条，详目23条，明令“商部设立注册局一所，专办注册事务，津沪两关作为商标挂号分局以便挂号者就近呈请”，此外章程对商标注册的资格和程序、商标侵权的种类和惩戒措施等，也作了详尽备至的规定。[17] (P20-22)章程对外颁布之后，洋商呈请商标注册者颇为踊跃，仅至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就“陆续收到洋商呈请之商标计七百余件之多”。[18] 但当清政府将商标章程咨行有约各国时，不料除“日本公使略改数条，首先承认外，余国以窒碍多端，或驳或改都未承认”。[19] “英使照复外务部，仍有异词”，德使也“嘱旅沪德公商公所开会集议”，且照会外务部声称：“保护商标一节，所有通商各国，应视同一律。”并要求我国拟订章程时，“先应听取各洋商所陈述的意见，其他各国也相率提出同样要求。[20] (P5)清政府不得已遂于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又对该章程两次加以酌改，但皆未洽意。及至民初，固然也数次有过重新修改商标的活动，然因政局动荡，大多中缀未果。直到1923年5月，方在列强的再次敦促下颁布《商标法》44条及实施细则37条，并在农商部下设立商标局，此为真正付诸实施的我国第一部商标法。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近代华商商标意识的培塑。由于商标题目与华商的生产和营业极为攸关，在华洋商标纠纷的产生和处理过程中，又逐渐使现代商标意识在部分华商中得以培塑，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1903年8月，上海英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发生一起涉外商标侵权纠纷案，原告为日商祥茂洋行，被告为华商徐某。徐设肥皂厂于沪，“时皂牌群推祥茂为巨擘，长江上下游岁销达数百万，徐命名祥芪，货亦不弱，而定价远逊。商贩逐十一之利，咸舍彼就此，祥茂大受刺激，控于公堂，指为象形影射”，会讯时“原告诘徐既为华人，不应用西文商标。徐谓祥茂既为洋商，亦不应于皂上刊印‘祥茂洋行’汉文之字。辩难移时，徐袖出《康熙字典》，检草部内芪字，谓此并非杜撰，华人用华文，有自由择定之权，初不知某字为冒、某字非冒。原告语塞，乃判祥茂败诉也。”[21] (P224-22)
1902年，天津商人张咀英筹资1万元设立松盛大麦啤酒厂，该厂曾经天津商务总会备案并报农工商部批准注册，然因当时商标局并未成立，以致不能如愿。1907年，美商永康洋行(德国酒厂“站人”牌啤酒在中国的包销商)向天津商务总会呈控松盛酒厂侵犯其“站人牌”商标权，请求“严加查禁”。张咀英据理申辩，两者“商标逐加比较，实非酷似，不同之处甚多，德法文不同，生产公司不同，牌号不同，国旗不同，美女人名不同，人手持物不同，颜色浓淡不同，制造及发售处不同，封皮及瓶又不同”。天津总商会也以为“既非酷似，即不足侵夺利权，无可科罚”，拒尽了德国人的请求。但后来天津地方审判厅恐酿交涉，判定张咀英将商标稍为酌改。不意永康洋行却不甘就此罢休，又在《至公报》上刊登告白，诋毁松盛酒厂，称“今有假站人牌啤酒出现，右手执杯，左手执瓶，与本号不同，饮之大碍卫生”等词。张咀英对永康洋行诋毁商誉、侵夺商利的行为，极为愤慨，要求商会从速立案，以维护松盛酒厂的商标权，并请其照会德领事“责令作速为收拾赔补”。[10] (P1794-1797)此案后来虽不了了之，但华商维护自身权益之商标意识亦可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