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纵向差序格式——社会文(4)
2015-07-02 01:53
导读：法律作为政治的兄弟、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和大众媒介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言之，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大众媒介已经发生并将必然
法律作为政治的兄弟、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和大众媒介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言之，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大众媒介已经发生并将必然发挥巨大的作用。
第一，大众媒介是最佳的法制宣传工具。当下的很多非法制类报刊（无论专业类还是综合类）都开设了法制（治）类栏目；电视、广播也开设了很多法制（治）节目；互联网上更有数不清的法制（治）网站。这些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以报道法律新闻、典型案件、邀请法律专家现场点评等为主要节目，对于受众而言，就是一场典型的法制宣传讲座。这种法制宣传具有传播面广、及时、本钱低的优点。第二，大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个案正义”。在当代中国，很多冤假错案，一旦媒体参与予以曝光之后，题目就会起
戏剧性的变化，相关部分就会予以解决，终极使当事人得以昭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2002年8月发生在延安宝塔区的“黄碟案”，经《华商报》报道之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经过了种种曲折，在从中心到地方政府、从媒体到学界的巨大压力下，尽管宝塔分局警方试图以各种方式抵抗，但终极以其全面失败而告终。[15]第三，大众媒介促进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很多法制（治）类报刊都设置有“读者来信”，书面回答读者提出的法律题目，并将其中的典型案件及专家意见予以刊登，在解答该读者题目的同时，对于遭遇相似案件的读者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很多法制（治）类广播和电视节目也设置有“群众热线”，通过邀请法学专家、律师在线解答民众提出的法律题目。法律网站上的各种法律解答、法律法规检索更是方便。第四，大众媒介在特殊时期还能促进立法的进程。2003年的“孙志刚案”由媒体曝光后，引起***的强烈关注。很多民众通过对孙志刚案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不法者、恶制度强烈谴责。法学界精英也纷纷走出书斋，身体力行，践行公平、正义。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四位着名法学家紧随其后，推波助澜，把公众参与推向***。民众对孙志刚案件的抨击、呼吁得到了新一届政府的及时回应。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公布废止实行了21年的“恶法”——《收留遣送办法》。[16]最后，大众媒介还能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在大众媒介的积极互动下，一些新的法律题目浮出水面，变成了热门的话题，为法学家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素材，扩展了视野。2001年发生在山东的“齐玉苓案”，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这个案件也成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典型案例，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对我国宪法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为宪法司法化开辟了一条道路，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新探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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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对法治建设的作用如此巨大，[18]那么，中国的大众媒介发展状况又怎么样呢？
相比较言，大城市的大众媒介发展水平最高。大城市是现代大众媒介的起源地，这里是很多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及网络公司的所在地。读报成了很多城市居民天天“必修课”；广播、电视自不待言；网络媒介已经相当普及。大众媒介的发达，使得城市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广泛，速度快捷，内容丰富，市内、省内、国内、国外，无所不包。
中小城市的大众媒介发展水平次之。报纸较为常见，全国着名的有影响力的报刊在中小城市都可以买到；当地政府也办有机关报刊，但多在体制内流通，民间的报刊几乎没有。很多中小城市都建立有广播电台、电视台，但节目质量却要大打折扣，在宣传政府政策方面表现不错，在***监视方面则成了“哑巴”。互联网开始走进百姓生活。
农村地区的大众媒介发展水平最低，广播、电视是农民了解外面社会的主要媒介；报纸十分少见，仅有的也是一些村干部订阅的机关报刊；互联网在很多农村地区还是个新生事物。农民对自己四周“新闻”的了解，主要通过“口口相传”，这种方式误差较大，且范围有限，仅仅局限于一个村民小组或一个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