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5)
2017-02-06 01:03
导读：第二，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和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区别何在？ 通过上文，我们知道，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是在古代和宗法之基础上
第二，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和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区别何在？
通过上文，我们知道，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是在古代和宗法之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是西方商品经济和法治社会长期的成果，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中国古代之“法学”是建立在封建正统思想之基础上的，这种思想以夸大社会等级、宗法制度、大一统国家和忠君孝悌等儒家学说为核心，以鼓吹君主独裁，以法、术、势役使臣民的法家和主张君主无为无不为、君主南面之术的老庄学说为补充，重视德主刑辅、名分等级和臣民的义务，因而，它不是一种法学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律学的世界观，核心是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弹压人民的手段。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与学说之上的，它夸***的同等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将法视为制约统治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手段。
其次，两者的范围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包含的主要是法（律）注释学，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刑法领域，当然，有时也涉及一些行政法学（事实上是如何役使官吏的“治吏之学”）和关于法律的起源与功能等的法（事实上是“刑法哲学”）的，但这种法哲学仅是伦家和哲学家（如孔子、孟子等）或政治家（商鞅、韩非等）或官僚（如马融、张斐、杜预等）的法哲学。因此，它的范围相对比较狭小。而现代“法学”一词，不仅包含了法哲学（法学家的法哲学）、法律条文注释学，而且还包括法史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即使是法律条文注释学，与古代的相比，范围也大为扩大，除刑法学之外，还有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并且现代法学将这些法注释学都视为是一门，而不仅仅是条文和词句的注释。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再次，两者的重心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重视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夸大臣民的义务、责任，注重从理论上阐明封建君主独裁统治和宗法等级秩序这种法律运行现实的公道性。而现代“法学”一词所体现的是***的观念、同等的观念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观念，它孜孜以求的是从理论上阐明法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和法如何才能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屏障。
第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西方、翻译西语“法学”一词时，日本学者为什么不使用他们比较熟悉、习惯的“律学”、“明法道”、“明法科”，而使用一个他们上所没有、对他们来说比较生疏的“法学”呢？
我们知道，即使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其法学观大都还是以“法律应是以刑为核心”、“法等同于刑、律”的律学观。1875年，当铃木唯一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用的还是《律例精义》的书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定刑法典时，还以中国刑律为蓝本，编辑了《假刑律》（1868年）、《新律纲领》（1870年）和《改定律例》（1874年）等。后来，这种情况在以下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第一，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聘请了很多外国法学家（如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保阿索那特等）来日本立法、讲学，这些外国法学家不仅将西方的法、法学等名词，而且将西方的法学观也带了进来。第二，19世纪上半叶，随着“兰学”（以荷兰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的学问）的兴起，日本赴西方学习法律者也不断增加。当轮到明治时期著名法学家津田真道、西周、穗积陈重等人出国时，他们对西方的法和法学已有一定的了解，加上这些人在西方比较扎实、系统地学习了法学通论和各个部分法学知识，聆听了西学家的讲解，目睹了西方法治社会的运行现状，这种经历和环境使得他们比较深地理解了西语Law、Droit、Recht以及Legal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Science、Science du
Droit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的真谛，他们感到再用“律”、“刑”等来对译Law、Droit、Recht等词，用“律学”、“明法道”等来对译Leg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