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执法是政治问题

　　刚才听了戴老师的报告，觉得很有意思，也受益匪浅。我非常高兴看到经济学家研究法律问题。正如刚才戴先生所说，法律界的人往往忽视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执法问题，不常使用经济学的1些分析方法和工具，因此法律界对执法问题的讨论常常泛泛而谈。这里，我针对戴老师的报告，谈几点想法。

　　首先，你谈到选择性执法，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灵活性的考虑。我觉得这这种说法不是很全面，因为政府的选择性执法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有社会稳定的考虑，有利益的考虑等。我们很难假定政府关注的角度就是灵活性，其实很多的时候恰恰不是灵活性。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政府并不考虑法律是灵活的还是僵化的，而是其他的考虑更占上风。事实上，在中国，法律是否严格执行经常取决于它们针对的对象和内容。比如，对于涉及到所谓影响社会稳定或者政权的法律，执行通常都是非常严格的。那些关于宗教、政治性言论方面的法律1般都严格执行。对于1些行政法律，尤其那些涉及“民告官”案件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舆论的影响。而对于普通的民事法律，似乎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它们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或法院本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性执法在中国不是1个法律问题，而是1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涉及到社会稳定、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法律的执行，在很多时候都不被当作1个纯法律或者技术问题，而是被视为1个政治问题。实际上，“运动式”执法在我们这里很难避免，因为这跟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第2点，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存在选择性执法的1个重要原因就是立法本身存在问题，而不仅仅是执法过程的问题。今天，我们1提到法律，总以为它是由1群人在某个机构按照1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但在18世纪以前，当人们谈到法律的时候，他们意味着，法律是建立在人们长期的习惯、实践、传统、经验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由某些人“杜撰”或者“生造”出来的。所以，英美法系的法律家常常说，法律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发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法律本来就是存在的，法律家只不过将他们“发现”出来而已。比如，我国刚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是1帮人打着“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旗号杜撰出来的，背离了市场规律，所以执行起来必然10分困难，难以避免选择性执法。这个法律执行的后果很可能是，如果1个企业给劳动局1些好处，它就不会被扣上“血汗工厂”的帽子，否则，就会被扣上这样1个帽子。因此，我觉得，许多情形下的选择性执法与立法问题密不可分。

　　第3，谈到立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成文法或者法典法的问题。我觉得，选择性执法与大陆法系的法典化传统有很大关系。这种传统，立法时试图包罗万象，适用全国。这种做法在很多时候是荒谬的，因为大1统式的立法必然漠视地方的差异和多样性。比如中国的刑法典中规定的1些罪名，往往跟各地的经济、文化、宗教等传统有关系，无法1刀切地适用于全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立法的缺陷必然导致选择性执法的存在。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我看来，建立1种联邦政体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现在1提到“依法治国”，法学家就讲“法制的统1”。我认为，“法制的统1”本身就是反法治的，因为整齐划1的立法必将抹煞地方的多样性。从知识和信息的角度来讲，用于决策的信息和知识大多是分散在每个人或者地方手里的，立法者根本无法把分散的信息和知识全部收集起来，所以，大1统体制下的立法必然有专制倾向。

　　第4，为什么执政者制定了法律又不执行？我觉得，1方面是执法者本身的问题；另1方面，也有公民自身的问题，即普通民众对待法律的态度和对待法律执行的态度问题。从根本上走出这个困境，我觉得取决于每个人对待法律和法律执行的态度，甚至对待自由的态度。只有当每1个公民都认识到，只有合乎正义的法律才可以被承认为法律，自由比其他的价值更加重要的时候，选择性执法才会得到缓解。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对当前的选择性执法负有1定的责任。

　　我再补充1点。即便是在1些法治国家，也会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形。但是，在1个法治社会里，法律的执行大体上是1视同仁，具有普遍性的。而在1个非法治国家，人们时常感到法律的不公正，看到法律执行的选择性。所以说非法治国家的执法更类似于任意性执法，比如，法院对许多类型的案件拒绝受理。尽管在法治国家也不难以避免选择性执法，但还是有程度的不同和原则性的不同。比如，在我们国家，对待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择性不执行”。

　　另外，对于如何走出选择性执法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视判例法的作用。判例法1方面恪守遵循先例的原则，1方面讲求灵活性。比如，最近的许霆案，判了5年。在云南等地也有类似于许霆案的案件，是不是也要根据许霆案裁判。这种案件如果能形成先例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在1定程度上减少专断的选择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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