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快速处理程序的改革与立法发展(4)

　　第二，改组审判组织。对于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新刑诉法规定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仍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扩大意味着法官的工作压力会加大，可能导致案件质量缺乏保障。为保证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如果发现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应当由独任审判转为合议庭审判，并重新进行审判程序。

　　第三，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新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增加的这条规定加强了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明确赋予被告人以简易程序适用与否的程序选择权。这不仅是对被告人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也是程序正义的需要，更有利于被告人从心理上真正接受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符合法治精神。

　　第四，修改启动程序。新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从而将现行简易程序的启动需要检察院和法院合意的规定，改为由检察院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法院决定是否适用。这意味着检察院只享有动议权，不再有同意权。

　　第五，明确公诉人应当出庭。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检察机关是否派员出庭的问题，学界存在必须出庭和可以不出庭的争议，而出庭是根据程序的发起者不同，[32]还是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也未达成统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公诉人出庭有很大的优势。一方面，这不仅能有力地支持公诉，实现控审职能的分离，而且公诉人能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指控和反驳展开面对面的辩论，有利于被告人的伏法认罪和进行法制宣传;另一方面，这也能有效地监督法庭的审判活动，更好地行使检察权。新刑诉法采纳了这些意见，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四、立法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完善了简易程序。但立法仍将简易程序的适用局限于审判阶段，未解决快速处理案件的问题;也未规定被告人的程序变更权，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是否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等问题也未涉及，建议对此进行如下完善：第一，增加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换程序。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变更权是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因此，应增加检察院和被告人对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的变更权，明确如果检察院或被告人提出异议，案件应由法庭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第二，将简易程序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简易程序不应仅局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延伸到包括侦查和审查起诉在内的诉讼全过程。当然，由于侦查阶段承担了调查取证、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重任，其程序无需过多简化，只是在与检察机关进行程序对接时，可以简化手续。此外，实践中还需进一步简化诉讼文书的制作，如把判决书制作成固定格式的表格或软件，判决时可以直接套用且反复使用。由于简易程序的适用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因此，判决书的制定还可以借助起诉书上的内容，起诉事实经庭审后如全部得到认定，法院的判决书可以直接引用起诉书中的内容。

　　注释:

　　[1]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2] 本文所言简易程序均指刑事简易程序。

　　[3] 本部分对简易程序沿革的分析借鉴了其他学者的成果，请参见陈岚：《海峡两岸刑事简易程序之比较》[J]，《现代法学》2009 年第5 期。

　　[4] 熊剑锋、赵季文：《严打的三十年效益曲线》[J]，《凤凰周刊》2011 年第 5 期。

　　[5]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0 年版，第 418 页。

　　[6]参见周国均、刘根菊：《试论确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程序》[C]，载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 页。

　　[7]参见左卫民等：《简易刑事程序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2 页。

　　[8]参见刘根菊、李利君：《刑事简易程序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9 年第 5 期。

　　[9]崔鹤、黄桂武：《关于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J]，《法律适用》2009 年第 4 期。

　　[10]王冬香：《刑事简易程序审判组织模式改革刍议》[J]，《政法论坛》2005 年第 1 期。

　　[1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采用“一审多助多书”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提高结案率。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庭模式运行研究》[J]，《法律适用》2002 年第 12 期。

　　[12]同前注[10]。

　　[13]参见李正国：《武汉江夏适用“两简”程序提高审判效果》[N]，《人民法院报》，2008 -09 -13。

　　[14]高飞：《刑事简易程序改革与完善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 年第 3 期。

　　[15]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审判中检察制度的完善》[J]，《河北法学》2007 年第 7 期。

　　[16]《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313 条、第 314 条。

　　[17]高一飞：《不能简化的权利》[J]，《现代法学》2002 年第 8 期。

　　[18]关于该细则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张智辉：《简易程序改革研究：辩诉交易制度研究结题报告认罪如何轻判考验改革》[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年版。

　　[19]参见吴晓锋：《认罪轻案程序在全国 8 个基层检察院开始试点》[N]，《法制日报》，2008 -08 -24。

　　[20]吴晓锋、严冬：《认罪轻案特别程序试点走过一年 认罪如何轻判考验改革下一步》[EB/OL]，2011 年 9 月 25 日访问。

　　[21]徐日丹：《认罪轻案“快”办的试点调查》[N]，《检察日报》，2009 -07 -08。

　　[22]王欣：《四川安县检察院创新简易程序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机制》[EB/OL]，2012 年 8 月 25 日访问。

　　[23]卢志坚：《江苏睢宁检察院推行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出庭制度》[N]，《检察日报》，2011 -09 -13。

　　[24]其称谓存在不同表述，如“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普通程序简易审”、“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普通程序简化审”、“普通程序快速审理”、“被告人自白案件审理”、“普通程序简易化操作”、“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庭审方式”、“认罪案件简化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