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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郊区化到新市镇建设

2015-12-05 01:20 从城市郊区化到新市镇建设

《中国城市周刊》观察员：肖来青

新市镇建设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也是一项崭新的课题。
说新市镇，还得先说城市郊区化问题。因为，新市镇是人们针对城市郊区化带来的问题进行探索的结果。
总的说，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而实际城市化率只接近40%，大中小城市达到800多个。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模式”，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城市化率应该达到60%以上。可见，我国的城市化率仍然有很大差距。但是，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明显进入了一个发达国家在达到城市化高级阶段才进入的时期——城市郊区化阶段。以苏南地区为例，当人们驱车于沪宁城市之间时，沿途映人眼帘的村镇、开发区、工矿企业与城市、城乡相融连成一片，几乎是城区、郊区紧紧相连、不分彼此了。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城市郊区化所产生和带来的积极作用是极为相似的。其一、城市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工作条件，促进了人地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其二、注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区域规划，促使城市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其三、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量。然而，城市郊区化建设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这种追求规模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发展的城市化建设道路，若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系列“城市病”，最终使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建设遇到阻碍而停止不前。这种“城市病”在我国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为：1、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在城乡结合部位（处于城市和农村的交叉地带），规划与管理出现“被遗忘的角落”和“真空”。2、占地过多，土地利用矛盾突出。。3、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4、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得到良好保护。 5、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严重。在大规模的城市郊区化历程中，伴随着大量工业园区的向外迁移及大量城市居民楼房的兴建，每年都要建设新的公路或城市基础设施来满足城市扩张的需要。在政府强制或通过市场力量的安排下，许多农民失去了农田和家园。政府给的补贴可能杯水车薪，再加上可能存在的层层克扣，真正到农民手中的根本不够农民迁移到另一地方的费用。许多农民由此陷入了贫穷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乞丐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而这一切有悖于城市决策者的初衷。这种由于城市蔓延带来的人文问题在许多大中小城市十分严重，成为城市有关管理部门的心头之痛。（当然，城市郊区化给我国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不只以上几种。）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伴随着城市郊区化现象出现的一系列城市建设难题，使各级政府看到了郊区化不能成为新世纪我国城市建设的指导理念。而香港的回归及香港城市建设的举世公认的成功引起各地政府和开发者开始思考：在我国大陆地区是否也能将香港成功的建设理念——新市镇建设理念——加以引入。也就是说，城市郊区化后果对城市政府的反面刺激，促使人们探索新市镇建设之路。
“新市镇”，从字面上似乎可以理解为“新城镇”（美国也用这个词表示我们所指的“新市镇”，但在中文里“新城镇”具有多义性，容易产生歧义），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城镇。它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新”，更重要的是内涵上的“新”，即是一种有全新社会内涵的新型城镇。就空间上看，它是在原有的大城市市区之外兴建起的新的城市区。它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于一体，有全新的城乡社会结构形态，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所以，也可以把它叫“新概念城市”。就香港来说，从1973年推行新市镇计划以来，30年间先后兴建了9个新市镇：荃湾、沙田、屯门、元朗、粉岭/上水、大埔、将军澳、天水围和东涌。漫步于新市镇，那“成群结队”的四五十层的居民大厦，那布局合理的商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设施，令人不禁发出惊叹。入夜，凭海临风的万家灯火，更是让人忍不住去追溯新市镇的成功之道。要知道，30年前，这些地方，有的是旧式的集镇、村落，有的是支离破碎的稻田，有的是灌木丛生的荒坡，有的是随潮隐现的滩淤，如今却变成了数百万香港人生活、工作的乐园；30年前，新市镇起步之初，香港的总人口是400多万，如今是670万左右，30年间香港新增了260万人口，而新市镇所在地区的居民由30年前的50万增加到现在的300多万，差不多也增加了260万。两个几乎相同的数字，无疑说明一个事实：30年间香港的新增人口，并没有增加原有市区的稠密度，而全都被不断兴建的新市镇“消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