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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是长久之计？务管理

2014-11-15 01:59 提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须在坚持和大力推进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寻求长久之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国有制不可能是一种基本的所有制形式，我们必须通过产权改革将大多数国有改造为非国有的公有制形式，而留下来的少数国有企业，本质上是国家管理的成本，原则上是越少越好，它们的目标是社会目标，是纠正市场缺陷，而不是盈利。因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也不是在国有企业建立形式上的企业制度，而是加强管理，并且应该“五龙治水”，以平衡各方面的社会目标。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是加强管理的基础，应该建立代理会计制。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马克思产权改革长久之计“五龙治水”

一、的提出

除深沪等地之外，我国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是1988年伴随着国务院改革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撤并，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模式，可称之为“五龙治水”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由财政部门行使国有资本金、收益及产权等方面管理职能；由经贸部门对国有企业行使重大投资、技改投资的审批及产业政策的制定、国有企业的破产管理、兼并、改制等监管职能；国家计划部门行命名基本建设投资管理职能，组织部门、大企业工委行使选择经营者的职能；劳动部门掌管企业工资额的审批。一般认为，这种多头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是：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冲突；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产权分割等。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应在沪深的“三层次”模式（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国有资产控股、参股企业）的基础上改进，形成所谓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由于“五龙治水”模式是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模式，所以，也应该认为它是一种比较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模式。那么，我们又是为什么要否定它呢？这是因为，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从实际看，我国的国有资产仍然非常庞大，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减少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水平，仅保留在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王宝库，2003）这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道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只是一种权宜之讲，而不是长久之策？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是：第一，如果我们管不到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那么，奢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又有何意义？第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不是可以离开整个经济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单独进行？第三，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定位到底在哪？第四，“三层次”模式如何不能解决现有问题，那改革不就是在形式上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呢？在和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回到《资本论》，澄清长期以来人们在所有制认识问题上的模糊和误解。

二、从马克思的产权看国有制和国有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所有权的运动进行了考察，众所周知，在第一卷有一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其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832)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种“个人所有制”！这也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概括。我认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理论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结合马克思的其他论述，根据我的理解，所有权的运动有这样几个基本阶段：第一，劳动与所有权直接合一的原始状态的原始所有权。我们知道，在原始状态下，劳动与所有权是直接合一的，劳动本身就是占有过程，土地等是天然的，劳动的产品自然属于劳动者，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或排他性的所有权，也可以说是“劳动所有权”。第二，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中的次生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自它产生后就长期存在，也用不着我们去剥夺，它的增减是由生产发展本身所决定的。　　第三，劳动与所有权完全分离的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正是在剥夺小生产中的所有权中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经济剥夺与生产社会化对小生产的侵蚀是一致的。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与所有权才完全分离，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私有制即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一般所讲的所有权，就是这种所有权，也即真正的与剥削关系同义的私有权。社会主义所要剥夺的就是这种所有权。第四、劳动与所有权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统一。那么，马克思为什么称这种形式为“个人所有制”呢？这是因为，从经济关系本质上来讲，个人所有制指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那样一种没有剥削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存在于原始的“劳动所有权”与小生中的小私有权中，所以是恢复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但是，这种恢复不是“个体劳动”，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其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即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的恢复，是一种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这种恢复有三种形式，即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和国有制。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资本论３－４９７-４９８）　　资本主义的垄断必然导致的国家干涉，到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时代，国家干预已得到很大发展，所以，恩格斯作了较多的分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的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选３－２１７）在页下的注释中，恩格斯对“不得不”作了一个说明：“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　　不过，在国有化中，“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选３－３１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选３－３２０）当然，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首先发生了，或者是与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侵略相联系而发生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就利用它的强制性，采取没收、收买等办法剥夺了一切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建立了大一统的国有制（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并不具有直接合作制的性质，而是“二国营”），私人资本全面和彻底地转化为国家资本。在这里，国有化并没有真正的内生的“不得不”，并非生产社会化本身的要求，而主要是外生的“不得不”，即是为了剥夺私人资本，是为了集中力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虽说我们的国家仍然管理着经济事物，也需要保留一定的国有制，但也意味着，我们的国有制主要是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手段，同是也因此成为新的公有制基本形式的原始积累形式、外生形式，这就是说，国有制本身还不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我们应该将大多数国有制交给社会，再转化为非国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内生形式。（朱正国，199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