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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德国电影中的“柏林墙”(1)(2)

2013-11-09 01:13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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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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