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艺术学毕业范文 > 艺术学论文 > 正文

新世纪德国电影中的“柏林墙”(1)

2013-11-09 01:13

 

柏林墙建造于1961年，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90年被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拆除，作为东欧剧变中的一个象征事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新世纪以来，不少德国电影都涉及到了这一事件，主要表现对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对新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值得做出分析。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 贯通东西柏林,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 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共3页: 1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