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与谢晋电影的“中庸”和“仁”
2016-08-02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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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谢晋电影是在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
【内容提要】
谢晋电影是在新中国的
政治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特殊的是,谢晋电影继承了儒家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内涵。《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的爱情关系在叙事表层的被删节和在影片深层牢固存在这个事实、谢晋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内涵、谢晋电影对各个时代的艺术政策的实施,均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导演对儒家文化“仁”和“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解和应用使得谢晋成为一个用电影负载和阐释“中国”文化的导演。
【关键词】 谢晋电影/《红色娘子军》/儒家文化 一、重读《红色娘子军》爱情戏的缺席
一直以来,评论者都认为《红色娘子军》是一部被删除了爱情戏的电影,并为这部电影中爱情戏的被删除抱憾。本文认为,《红色娘子军》中的爱情戏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坚实地存在着并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的。
1954年,谢晋和林农联合导演了倡导自由恋爱的《一场风波》;1957年,谢晋独立执导《女篮五号》,主人公林小洁和陶凯也是自由恋爱的一对,展示两个积极进取的普通青年之间恋爱关系的那些情景,都非常有生活的质感。但是这样好的生活的质感、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涉及男女恋爱关系的可能性,很快就被扼制了。因为接下来的《红色娘子军》(1961)和《舞台姐妹》(1964)都并不是在写普通人的“真情实貌”:① 吴琼花和竺春花都是英雄,她们在影片中的地位,都是一个团体的领袖,比如吴琼花之于娘子军连,竺春花之于当时的上海越剧界;她们的故事都是传奇的故事,而不是日常生活的故事;作为正当年的女子,对于她们而言本来应该有最美好的爱情生活,在电影中却不是被删节(吴琼花),就是被忽略(竺春花)。这两部电影出现的年代,正是中国电影和其他的艺术创造都不许谈爱的年代。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谢晋在《红色娘子军》拍摄之前所写的《导演阐述》(1959)和拍摄完毕之后所写的《创作札记》(1961)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在《导演阐述》中,谢晋规定了影片应该有的几种基本风格,其中一种是“抒情的意境”:
女儿家组成的娘子军是很有特点的,应抒一抒革命的情。“分界岭分路”表现了常青与琼花关系的变化,“禁闭室”里姐妹谈心打开了心灵的窗棂,“路遇”、“看地图”、常青通过讲述身世来启示琼花的这些场面,都应该有诗一样的意境。(《献给人类的明天——〈红色娘子军〉导演阐述》)[1]13
谢晋说“分界岭路遇”标志着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化成了什么?“蹲禁闭”一场姐妹谈心打开了心灵的窗棂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洪常青通过讲述自己的身世启示琼花就该有“诗一样的意境”?② 这些谢晋都没有交代。1961年,谢晋在写《创作札记》的时候,关于他在开拍之初想要达到的“抒情的意境”这样的风格,他没有再谈到。甚至,在谈到像“红莲结婚”这一类的戏的时候,他认为是一些“舍主(琼花)求次(红莲)”的“闲笔”,谢晋为此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检讨。(《〈红色娘子军〉导演创作札记》)③[1]28 闲笔是在叙事性作品中进行抒情的有效手段,谢晋检讨闲笔事实上就是在检讨抒情:好像是在不许谈爱的年代里对自己犯了谈爱的“错误”的一种开脱。
但是这种情况在编剧梁信那里却表现为一种痛苦的坚持。梁信在1962年所写的《“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后记》中,从一位反感电影中爱情镜头的观众来信说起,写到了爱情戏在《红色娘子军》中的命运。他先将初稿中所写的两个人物之间的恋爱的段落摘抄了出来,然后写道:
为什么又把这几段戏抄出来?……它们是否有发展前途?我认为是有的。这就回到具体问题上来。如果当初这条线索不是爱情(如像别的线索),一定会有许多双手帮助我把它发展起来,使其准确、生动、成熟、圆满。可惜的是,一开始就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似乎很多同志都不愿多碰它。从始至终,步步削减它的篇幅,到最后编导也只好“求同”,以全删而结束……为什么禁闭室一场只有两个女儿?为什么从分界岭路遇到大桥上谈话到地图前谈话只有琼花与常青?又为什么要安排一场红莲结婚(现在电影上红莲叫琼花喝酒,当初作者是别有用心的)?包括那四枚银毫子等等。现在人们也很难发掘以上那几场戏与四个银毫子,已经失去它当初原本具有的光彩。这也是我今天难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