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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大陆:黑帮电影叙事的分歧(1)

2016-08-03 01:01 说起来，黑帮片的定义是明确的。“‘黑帮’是广义地包括一切不法之徒和犯罪分子。与描写破案过程的侦破片不同，黑帮片不聚焦在某桩罪案上，不以执法人员为中心人物，也不一定非以犯罪分子落网为结局。黑帮片以黑帮头目或黑帮分子为中心人物，以黑帮人物的犯罪活动或兴衰历史为中心内容。”① 可以看出，黑帮片拒绝现实社会的理性“执法人员”，将黑帮虚构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描述黑帮兴衰历史的同时也潜在地诠释了存在的合理性。从叙事结果来看，虽然黑帮分子“命归西天”，但由于并不表达正义的介入，善恶的混淆形成了价值判断的含混。因此，在国家电影政策干预下，黑帮片在国内的电影市场上被禁，甚至涉黑内容都在禁止传播之列。
　　事实上，时下流行的武侠大片与黑帮片颇有相似之处。区别仅在于武侠大片借用历史的朦胧把暴力、性爱等多种元素包裹起来，用遥远幽深的时间长廊成功地遮蔽了特殊题材对当下现状的影射；而黑帮片是以边缘空间（一个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空间）来容纳这种具有现实观感的暴力与血腥，很难驱除现实状态的隐喻与联想。这就造成了两种类型在国内截然不同的命运。但另一方面，黑帮片在合拍片、引进片以及影碟音像市场上的热闹，吸引了许多观众的注意。近年来，黑帮电影在类型元素不断裂变与重组中，已逐渐走出了表现黑帮斗争的浅表层次，挟带着政治批判、唯美追求、人生哲理等纷繁多义的主题，进入了描摹复杂人性的深度。这从威尼斯电影节对杜琪峰执导的黑帮类型片《放逐》的接纳②，就可以明确体察到黑帮与文艺片的融合迹象，杜琪峰的系列作品就被称为“黑帮文艺片”。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从政策的角度限制黑帮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从艺术上否认黑帮片的价值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思想资源：提升黑帮类型的精神
　　
　　众所周知，黑帮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的缺席由来已久。贾磊磊仅用几部电影就概括了黑帮电影在新时期20年的发展：“在1977-1997年，中国的帮派电影的出现无疑是受到港台黑社会动作片的影响，《一无所有》（1989）、《外滩龙蛇》（1990）、《京城劫盗》（1992）、《绑架在午夜》（1993），这些影片虽然没有形成经典化的制作风格，没有大师巨作，但也出现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这样的同类影片中的重要作品。”③ 除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余几部均是默默无闻。而与之相映的是，黑帮类型电视剧却曾在国内荧屏上大行其道，《黑冰》、《黑洞》、《黑雾》等大量黑字当头的涉案剧吸引了观众眼球，陈道明、王志文、孙红雷演绎的黑帮人物超过了正面人物的魅力，掀起了一股富有中年男人魅力的黑帮老大的浪潮。此后虽被广电总局管制，但无论怎样，电视剧对黑帮类型的实践大大超出了电影。因此，大陆黑帮片在创作思路上受到严格的限制，数量偏少，不可能形成严密的叙事逻辑与相对成熟的叙事套路，没有用大陆题材的内容培育起欣赏黑帮片的观众。
　　我们知道，任何类型片背后都存在着某种思想资源的支撑。黑帮片也不例外，与武侠古装片一样，只要不满足枪战打斗的黑帮片都要寻找提升题材的精神资源。大陆黑帮电影在类型整体上的缺席，其实折射出支持黑帮的思想资源在主流文化中的式微。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香港黑帮电影就可以知道，其精神状态无外有如下几类：
　　1.极端的个人主义。它既有自主独立的积极一面，又存在着自私自利的消极一面，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系列提供了行为的依据与真实的心理动机，均能唤起观众真实的心灵感应。就黑帮电影的嬗变来看，积极意义所张扬个人风格的英雄系列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轨迹。个人英雄主义在“吴宇森系列”、“林岭东系列”，如《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近年来，如杜琪峰的《枪火》、《放逐》、《黑社会1》、《黑社会2》、黄精甫的《江湖》等等，人物完全取消了正、反的对立，黑社会中核心事件刺激了黑帮头目自私的本能，展示出人性极端恶的一面，应该说《黑社会》系列电影推翻了观赏的惯例。一般说来，即便在黑帮电影中，大都也以相对的善恶，来区分正反人物类型，如《江湖》中下手狠毒的左手与相对宽容的就哥，双方都有机会面对镜头阐述自身的人生哲学，但到了给黑社会写史的杜琪峰这里，黑帮头目均以极端狠毒的手段牟取权势，我们很难判断人物的善恶，也就很难产生必要的情感认同。在这里，极端个人主义为反面人物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仅以真实的本能欲望促使对现实生存的残酷性的隐射与联想，赢得观众潜意识的支持。然而这恰恰是大陆主流文化所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