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底层叙事(1)
2016-08-03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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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英雄》以来,中国电影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大片”时代
从2002年《英雄》以来,中国电影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大片”时代,以《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等为代表,中国式的大片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在根本上来说,这些大片是反市场、反艺术的,因为它以垄断性的宣传和档期取代了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华丽的外表和大而无当的主题、支离破碎的故事取代了对现实的关切与艺术上的探索,以海外资金与跨国运作取代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但这些“大片”却凭借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在1980年代以来积累的象征资本,占领了“中国电影”在国内、国际的市场资源,形成了一种垄断,在国内电影观众中,也形成了一种“越骂越看,越看越骂”的奇怪观影心理。
但同时,伴随着“新纪录运动”的展开以及第六代导演的转型,中国电影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如王兵的《铁西区》、杜海滨《铁路沿线》等纪录片,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李杨的《盲井》、张扬的《落叶归根》等故事片。这些影片在对“底层”的关注中,发展出了独特的艺术形式,代表着中国电影突破“大片”的垄断,关注现实并进行艺术探索的新希望。
在今天,“底层”越来越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这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艺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在文学界,以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为代表,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罗伟章的《大嫂谣》等,此外还出现了“打工文学”、“打工
诗歌”等现象。在
戏剧领域,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突破了小剧场的局限,在文艺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与反响。在电视剧领域,《星火》甚至创造了中央电视台近十年来最高的收视率,达到了12.9℅;而在流行
音乐界,也出现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音乐实践。伴随着以上文艺实践,《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天涯》等刊物纷纷推出理论与批评文章,从各个角度对“底层叙事”、文艺的“人民性”等问题进行辩论与研讨。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我们可以说,电影中的“底层叙事”是这一思潮的一部分,但在这些影片对“底层”的具体表现中,仍存在着不同的视角与价值观,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将分析的范围限定于故事片。
1、壘英视角下的“底层”
2006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国内同期上映,但票房大败,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仅意味着第六代与第五代的对决,也是“中国式大片”与“底层叙事”的对决,两种电影观念、两种电影发展方向的对决。
《黄金甲》虽然在票房上取得了胜利,但却在知识界和观众中却引来一片质疑与骂声,这部改编自曹禺的《雷雨》的影片,不仅削弱了原剧的现实意义与各种层次的矛盾,如情欲冲突、阶级矛盾,“个人”与环境的矛盾,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矛盾等,而且其中每个人物都是扁平的,《雷雨》各个人物却都是丰富、复杂、饱满的,像繁漪、周朴园都不是单面的,即使周萍、周冲、鲁四、鲁大海、侍萍、四凤也都具有各自的性格和内在的发展逻辑,而在《黄金甲》中,只剩下了华丽的
服装、精美的画面和宫廷斗争。这说明“大片”不仅丧失了讲述世界的能力,而且丧失了改编故事的能力。
而《三峡好人》虽然在国内票房上不如人意,但却得到了知识界的肯定,在《读书》杂志组织的座谈会上,汪晖、李陀、崔卫平等都对影片做了极高的评价。在我看来,影片最大的优点,是能呈现出一种生活的实感和质感,抓住了社会变迁中的景观变化和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黄金甲》与《三峡好人》的对比中,《三峡好人》无疑更贴近当下中国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现实的变迁及其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是一部重要的中国电影。但同时《三峡好人》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既有属于这部影片自身的问题,也有属于当前“底层叙事”共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