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级奇案片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傅柯的
2017-06-27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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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电影是政治性的。无论是明显地持一政治态度、谈论
(一)引言电影是政治性的。无论是明显地持一政治态度、谈论政治、甚或对现时政局作批判和挑战的所谓「政治电影」,又或是看似是与政治与政治题材毫无关系的电影,都不约而同地隐含了一定的政治性,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服务,运用不同的方法传播该电影背后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个原因,电影亦如阿尔都塞所言,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2 我们不难发现,现今大多数电影都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除了观众在观看此类「非政治电影」时大多不意识到其隐含的政治性和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外,电影制作人(如导演、编剧、演员、灯光、摄影等)亦大都不意识到他们所制作的电影所隐含的政治性和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制作人对他们所制作的电影所隐含的政治性和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不自觉却无损电影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原因是大多数主流电影的制作人早已被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其思想行动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制约。借用齐锡克(Slavoj Zizek)的说法,他们在行动时,早?已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意识。3 换句话说,他们拍摄电影的过程,作为一个生产过程,无论他们是否自觉,都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其产品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而观众/?制作人对电影背后的意识形态的不自觉比起一般的「政治宣传电影」,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时往往更为有效。媒体政策的实施与改变往往有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意涵。本论文将研究香港的「三级奇案片」4 此一电影类型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何等机制为意识形态服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香港的电影三级制检查制度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正式实施。5 此电影三级制检查制度将电影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三级的电影为「只 准十八岁或以上人士观 看」的电影。6 电影分级的原则是看电影中有否「描绘或涉及残暴、虐待、暴力、罪恶、恐怖、残疾、性事,又或不雅或令人厌恶的言语或行为」。7 奇案片指的是以奇案的发生为故事骨干的影片。第一部出现的三级奇案片为八九年的《三狼奇案》。此片由曾于七十年代轰动一时在香港发生的杀人绑架案「野狼案」改编而成。及后几年,并没有很多的三级奇案片的出现,三级奇案片至九二年为止仍未成为一独立的电影类型。自九二年《羔羊医生》一片出现后,遂掀起了一股三级奇案片的热潮。8 于九三、九四年间,香港突然涌现了多部三级奇案片,三级奇案片遂成为了一独立的电影类型。其中几部更成了很香港的「经典」电影。如《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羔羊医生》等。此外,在三级奇案片中,更出现了一些从其中某些著名影片衍生出来的副类型(sub-genre)。如从《八》衍生出来的以受害者的尸体制成食物以毁尸灭迹为题材的影片如《人肉腊肠》、《人肉天妇罗》等。可见三级奇案片在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中是其中一极为重要的类型。三级奇案片虽然作为一在九十年代的香港极为重要的电影类型,但却未有学者对之作任何研究。9 本文将初步尝试对三级奇案片此电影类型作出研究。本研究将以真人真事改篇成的三级奇案片作为文本。三级奇案片因其有的有关性、裸露和血腥暴力的场面而被分类为第三级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作为「非道德」和含有「不为大众所接受的内容」的电影而存在。不过,虽然它看似违反道德,应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但是实际上,意识形态正利用了三级奇案片宣传自己,三级奇案片实在是作为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存在的。再者,片中「非道德」的性和暴力场面更是帮肋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意识形态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部份,甚至是看似与之对抗的三级奇案片,实际上亦是意识形态手中的一件工具。本论文的目的就是要揭露三级奇案片此一电影类型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存在。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一文中明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是「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10 然而,究竟作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11 的生产关系如何落实在社会各层面(如有关性别的剥削关系)中,和此等生产关系以何种机制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再生产呢?此等问题则有待探讨。然而,对此等问题的讨论似乎极不容易。原因是现存的生产关系已经以极为复杂的形式在社会各层面中运作,和社会各层面的社会关系极为有关(如在性别关系和种族关系中)。要抽丝剥茧式的勾勒出各种社会关系如何共同运作以构成一整体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因此要讨论复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机制时,我们极需要一个切入点。而电影,这项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是以观视为主要的欣赏媒介,从「观看」讨论开始似乎是一极佳的切入点。以下我们将从将从米竭·傅柯(Michel Foucault)及莫薇(Laura Mulvey)的两种观视理论,探讨三级奇案片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从傅柯极著名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以及他对身体的讨论,进入探讨有关话语(discourse)权力如何藉三级奇案片而运作。三级奇案片似乎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监视手段,?而电影亦藉角色们的身体协助书写了围绕着性和暴力的话语。我们要探讨的,是「外在」于电影中的多个话语如何在电影中运作,而电影又如何帮助书写建构此等话语,以使多个话语围绕着三级奇案片共同运作,达到其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电影在傅柯时常强调的现代社会??权力网络中,成了一十分重要的规训场所。权力的眼睛从未离开过电影和电影观众,权力的实施似乎无所不至,就连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亦经历着话语和其它权力技术的运作。而从莫薇的观视理论出发,我们将配合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讨论电影如何藉种种心理机制达到其意识形态效果,将心理分析看成「是一种用来阐明父系社会的无意识是怎样构成电影形式的政治武器」12 ,以图初步探讨三级奇案片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机制,对主流意识形态作出(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政治抗争。现在就让我们从国家权力对社会各领域的观视——国家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谈起,分析在三级片中运作的话?语。(二)权力的眼睛「与其说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因此,如果要把握权力机制的全部复杂性和细节的话,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仅仅对国家机器进行分析。??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走得要更远,穿越更加细微的管道,而且更雄心勃勃,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也能成为传播更广泛的权力的负载工具。」13
——傅柯(1) 全景敝视主义(Panopticism)傅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书中,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14 「全景敞视主义」是从「十八世纪未以来,它一直被广泛运用」15 而一直被沿用至今的权力技术。它的要旨在于,把社会中的每个人放置于国家权力严密的监视下,从而达到对主体进行操控和规训的效果。傅柯有关作为现代社会权力的技术之一的「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源自杰雷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一书中提出的「圆形监狱」的建筑:「?一个像圆环一样的环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面的建筑划分成一间间的囚室,每一间都横穿外面的建筑。这些囚室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内开,面对中央塔楼的窗户,另一扇朝外开,可以让阳光照进来。这样就可以让看守者呆在塔楼里,把疯子、病人、罪犯、工人和学生投进囚室。」16 将监狱设计成这样的原因,是方便对囚犯作更有系统和更全面的监视。朝向中央塔楼——即狱卒、狱长或其它监视者所在之处——所敞开的窗户,是为了让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能严密地监视被监禁在囚室内的囚犯而设计的。这种制造了严密的监视空间的设计,除了应用在监狱上外,更应用在诸如医院、学校、军营等各规训场所。除了监狱、医院、学校或军营等具体的建筑物空间外,我们身处的整个现代社会,也被意识形态力图塑造成能被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眼睛监视下的规训空间。我们像身处在「圆形监狱」内一样,无时无刻被国家权力的眼睛盯着。国家权力就像西方天主教壁画中代表无处不在的神的三角形眼睛又或是中国的各式各样主管生活中各不同部份的神只如灶君、土地般,早已深入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我们行使最彻底的监视。正如本瑟姆所说的:「每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17 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互相的监视者,代表国家权力监视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种有关监视的权力技术学,其更厉害之处,在于它能令每个人「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18 除了在我们身边的人在监视我们外(旁人道德审判的目光),我们自己,亦变成了自己的监视者,时刻在进行自我监控、自我规训(在这里,良心和罪恶感的运作就是此技术学的一例)。然而,要达到这种自我监视,必须要有「一种监视的目光」,让「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要让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19 ,我们须要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种目光的存在。在此点上,意识形态须要书写一有关「国家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话语。我们从对三级奇案片的考察中,正好发现此话语在三级奇案片中运作,而三级奇案片亦正帮助书写、建构、传播此话语,协助将社会塑造成一每部份都被严密监视的?空间。《溶尸奇案》中的主角之一刘sir(黄秋生饰)似乎是这双「国家权力的眼睛」的极佳表现。片中主角Shirley(叶童饰)是一名社工,她因须要
辅导有自杀倾向的死囚Kitty,而认识在数年前,与Kitty同样因谋杀而获判终身监禁的Kitty的男友Patrick。Shirley认识Patrick后,渐渐爱上他,亦相信他是无辜的。她搬进Patrick的旧居(即案发现场)住,并与狱中的Patrick结婚。Patrick在Shirley不知的情况下利用Shirley为自己消灭他曾经杀人的证据,并向法庭提出上诉。Patrick上诉得值,被判无罪释放,然而,身为Patrick邻居警察的刘sir原来一直监视着Shirley,留意着整件事情的发生。刘sir于数年前负责侦查Patrick与Kitty杀人案,他虽然令Patrick与Kitty入罪,但因案件仍有他解不开的地方而令他耿耿于怀。后来,因为他对Shirley的监视,他完全了解到案件如何发生,终能知道Patrick杀人的经过,重组整个案情。刘sir正意指着国家权力,他身为警察似乎更突显了其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这身份。在《溶》中,他那双国家权力的眼睛对女主角Shirley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他跟踪Shirley到坟场、清楚知悉她的行踪、监视她的起居、甚至潜入她的家,观看她看的录像带。Shirley却并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这正表现了国家权力无所不在对主体进行的监视。其厉害之处,除了其无所不在之外,亦在于主体并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监视。亦全凭刘sir对Shirley极其严密的监视,案情的真相才能被知悉。片中刘sir向Shirley自我介绍时对自己的称呼「街坊警察」正表明了电影欲传播的讯息:他身为「?街坊」,表明了他就在我们的附近;同时,他身为「警察」,即他正代表着国家权力,在我们的身旁,于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处处盯紧着我们、监视着我们,防止我们做出任何有违意识形态规范的行为。而他(代表的国家权力)对我们的偷窥、监视是「正义」,因为,正如《溶》告诉我们的?:如没有了李sir这双国家权力的眼睛无时无刻处处监视着Shirley,我们便不会知悉Patrick杀人的真相了。除了如《溶》中的刘sir这样明显的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外,在三级奇案片中,很多不同的人物角色都成了监视者,甚至是片中的场面调度亦宣示了国家权力监视的无所不在和国家权力监视的严密。例如在《羔羊医生》中,警方得以捉拿凶手林过雨,全因冲晒店的职员觉得林送来冲晒的相片有异样,遂通知警方。冲晒店的职员成了一监视者,监视着客人(林过雨)送来的相片,亦即间接地监视着客人的行动,在发现其有异样时立即通知了警方。这例子更显示了,凶手本身的犯罪行动,亦被自己的行为监视。凶手在行动时,不知不觉已达到一自我监视的效果。凶手林过雨拍摄的肢解尸体的照片,遂成为了一国家权力对凶手进行监视的行为。握在凶手手中的照相机就是国家权力的眼睛,国家权力借凶手的手按下快门,在凶手不自觉的情况下留下他犯罪的证据。又或在《三狼奇案》中,凶手之一马二灿得以被警察捉拿,全因与他住在同一间房子的小孩打电话告知警察他正躲在屋内。在三级奇案片中,甚至是小孩子,亦成为了一监视者。在《羔羊医生》一片中凶手林过雨追杀女学生的那一场,电影更运用场面调度展示国家权力监视的无所不在。在该场戏中,那名女学生在荒郊被林追杀,逃跑至一设有警更亭的地方,以为能获救,后因更亭内没有警察而遭凶手杀掉。这场戏虽然看似在批评社会制度,讽刺警察更亭的形同虚设,但实际上,这场戏似乎在告诉大家,国家权力监视的无处不在。这场戏告诉了观众,国家权力能深入不毛,就连荒郊地方它亦能设下警察更亭这一监视场所。在该场戏中,其中一个镜头拍摄着警察更亭在女学生的背后,像在说国家权力正在监视着整件事的发生,它知悉每一个细节,只不过是它选择了在此时默不作声。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级奇案片协助书写建构了一个有关「国家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话语:国家权力对主体的监视无处不在,社会中的任何人,甚至是小孩都是监视者,时刻对主体进行监视,主体如有任何「行差踏错」,都看在国家权力的眼里,然而,主体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在何时、被谁监视,只知道自己被监视着。在这「国家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话语下,主体便生活在一被监视的压力下,纵使其身旁实际上没有一监视者存在,但是由于这话语的存在,主体似乎仍感到自己正被监视,结果,主体变得规行矩步,不容自己越过意识形态的轨道。这样三级?奇案片便达成了「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变成了自己的监视者」的目的了。有多部三级奇案片表面上都对政府和社会制度作批评,似乎与本文所言其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存在有所出入。如《溶尸奇案》一片中,凶手Patrick虽然杀了人,却被判上诉得值,获无罪释放。此片似突显了司法制度的漏洞。又或如《纸盒藏尸之公审》一片,主角因科学鉴证得出的证据而被判入狱,但事实上此案疑点甚多,主角有可能是无辜的,但他几经上诉仍被判有罪,而凶手是谁这真相永不能得悉。此片质疑科学鉴证在此案中作为唯一证据的可信性,并批评司法制度的公正在顾及其它的利害关系这大前题下往往被牺牲(因此案为第一宗运用科学鉴证的案件,为了宣传科学鉴证的功用,故警方刻意针对主角,令他更容易被入罪)。然而,要注意的是,纵使这些电影明显地质疑和批评社会制度,但仍无损其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三级奇案片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所要宣传的,和政治宣传片所要宣传的并不相同。政治宣传片所要宣传的是国家制度——即我们很容易看到其存在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如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而三级奇案片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所要宣传的,并不是可见的强制性国家机器,而是不容易被见到、隐藏的强制性国家机器运作的逻辑,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三级奇案片与一般的政宣片所做的同样是政治宣传,但三级奇案片的政治宣传方法却比政宣片的方法高明得多。政宣片较明显地展示出它的政治宣传目的;然而,三级奇案片却隐藏了其政治宣传目的,甚至扮作是批评强制性国家机器,实际上在为国家机器背后的意识形态作传播。在掩盖了它的政治意图后,观众更易接受其背后的政治讯息,即是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从没告诉过我们,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完美的社会、或国家机器是完美的,但它告诉我们,强制性国家机器的缺点可被改正,它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其运作的逻辑,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完美无误的,现在强制性国家机器的缺点只因在执行上出现了「技术性的错误」,终可被纠正,社会制度是会变得更好的。三级奇案片正帮助书写建构此一「更好的社会」的话语,藉此进一步宣传国家机器背后的意识形态。如我们进一步分析上述作举例的《溶尸奇案》一片,便能看到此种对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伪批判」的别有用心。在片中,陪审团在讨论Patrick重审案时,感到最烦恼的问题,是证据上的分歧,各证人都为自己的一方辩护。当证据不能告诉陪审团案情的全部时,他/?她们似乎希望有人能知悉一切,渴望有一双监视着一切事情的眼睛,告诉他/?她们案件发生的经过。我们可以想象,影片似乎在暗示,由于国家权力的监视不够严密,国家权力眼睛的散布不够全面,所以才搜集不到足够的证据让陪审团能无误地作判决。片中刘sir的出现更向观众突显了此双严密监视的眼睛的重要性。全凭他私下对Shirley进行的监视,观众才能得悉案情,真相才能大白。刘sir这张监视的眼睛如能更早出现、它所作的监视能更全面、他能在凶手借Shirley的手毁灭一切证据前己能深入各处进行监视的话,便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将Patrick绳之于法。此片运用了对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伪批?判达到了宣传「国家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目的。强制性国家机器这次出错的原因,在于它未能完全地对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作监视。这案件出现了的问题,是执行上的问题,而非其运作的逻辑,即意识形态,出现的问题。故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严密的监视制度,在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下监视的眼睛。从片其中一名陪审员的口中说的一句话更明确地表达了意识形态欲向其主体表达的讯息。他说:「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前,我们唯有依从此制度。」。这句说话暗示了我们社会的制度(他特指的虽然是司法制度,但又似乎在暗示整个社会的制度),即强制性国家机器,是在不断进步中的,将会发展成一「更好」的制度。然而,在制度发展成一更好的制度、强制性国家机器发展成一更好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前,我们唯有继续依从此一制度。我们虽然知道强制性国家机器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在他改进成一「更好」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前,我们唯有继续服从它,待它渐渐?地改进。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借助三级奇案片,书写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力「全景敞视主义」的话语。由于此一话语的存在,观众感觉到自己正处于一被「监视的目光下」,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观众自己亦成了一个自己的「监视者」。国家权力的监视虽然并未真正散布各处,但由此一话语的存在,观众自己亦成为了自己的监视者,时刻在进行自我规训,纵使并没有他人对其进行监视,但实际上,此自我监视的技术学似乎能更有效、更全面、更经济地实施在社会的每一角落,对主体进行规训。此外,三级奇案片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运用了一迂回?的方式宣传意识形态,此方式的运用,比直接作出宣传更为有效。有多部三级奇案片看似对现行社会制度和强制性国家机器作出批判,然而,其实此等批判背后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宣传、巩固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多种缺点。三级奇案片亦从没有掩饰强制性国家机器的缺点。反之,它更对强制性国家机器作「批判」,但是,此等「批判」,是一伪批判。因为,此等「批判」的目的,在于宣传强制性国家机器背后的运作逻辑,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三级奇案片借着对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伪批判,书写一「更好的社会」的话语。这话语告诉?我们,纵使强制性国家机器有其缺点,但它是在改进中、并朝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是它运作的逻辑,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出错的。现在强制性国家机器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其执行上出现了问题,如《溶》一片显示的因国家权力的监视不够全面,所以凶手才能逍遥法外。三级奇案片借着对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伪批判,肯定了意识形态所运用的技俩,即各种权力技术。它告诉我们此等权力技术的更全面运用将令社会变得「更好」。而我们在步进此一「更好」的社会前,我们唯有继续遵守、依从此一制度,而非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