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婚姻习惯法的历史考察（下）

　　2、从妻居婚姻

　　从妻居婚姻，是指婿入妻家成婚居住，即为女家成员，自己及所生子女都依从妻姓。在蒙昧时代和母权制时代，婚姻都属于从妻居婚姻。进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时代，从夫居婚姻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从妻居婚姻遗俗并未消除，“入赘”成了“嫁女”的补充形式。羌谚曰：“皇帝无儿招驸马，百姓无儿招女婿”。因此，入赘并不低人一等，且受到习惯法的承认和维护。羌区招赘盛行，清人有诗云：“此地民风亦大殊，男当赘婿女招夫，乱宗不恤男从女，新妇何曾识舅姑”。

　　为防止在义务、权利方面产生争执，入赘一般都要订立契约，依法行事。契约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地人尤其是流徙到羌区的客籍汉人入赘羌寨，要填写招单，在招单内写道：“祖宗无德，小子无能，流落他乡，无以为生，今甘更名改姓，凭中说合，在某某名下第几女某某名下入赘，高山滚石，永不回头。自赘之后，一切听从管束。弯刀一把，绳子一根，上山砍柴，下河背水，如违管教，逐出家门，乱棒打死，不得异言……。” 赘婿义务缠身，而无任何权利可言，其地位卑下，处境悲惨。另一种是羌人之间入赘红帖，双方地位接近，契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均有所顾及，体现了公平、诚信、自愿的原则。如茂县白水寨夏青云入赘张梓栋门下女张保贞名下，写了二份契约，一份交岳父收执，一份由赘婿保管。所写契约如下：

　　其 一立写承赘子婿红券人夏清云，情因孤身无依，无亲看照，自思晚年莫靠流落，自请媒证李培生向女家说合，甘愿入赘张府梓栋先生膝下承为子婿，以继烟祀。清云无有产业、田地、牲畜，代身只有法币拾万元，带上作为行聘姻亲之仪，自赘入张门之后，依排行更名曰增荣，遵守家风，勤耕苦作，孝顺岳父岳母，不得恁意乖张，偷闲懒惰，走东去西，三年做满，完婚成配，宴客有岳父母承耽，六年满足，可照子分居，得受田地教场水田五斗，木耳上水田叁斗，坟园山田叁斗，倘若不听教育，年限不满，可将做酒用费卖出，物件偿还，银钱一律付清，可得田地。若不遵守家训规则，亲族不得前来盖章化押，分関红券无有互相笺字，招单红券为据，不得享受田产。今恐人心不古，特出掉换合同为据。

　　媒证 李培生（押）

　　家族 张佑伦（手印） 李文举（手印）

　　张佑泽（押） 贾元玺（手印）仝在

　　亲证 李淮铭（手印） 王自惠（手印）王安吉（押）

　　民国三十六年冬月廿八日 出书

　　其 二

　　立出赘婿红券人夏青云因请媒说合，甘愿入赘张梓栋门下为婿，特请四大门亲筵席进门以婿作子，行聘礼仪所代聘金共计肆拾万元整，以作成婿治酒备席之款，尚凭亲族依派更名，依行取号，更名曰张增荣。自赘之后，该凭岳父较场水田六斗，木耳上水田三斗，山水田晶大地乙块，该婿管业。其伊岳子弟兄四人不得异言，有赘婿红券为证，所有岳丈升天，老衣一套，寿木一副，该婿一人承耽，自进张门，可受家庭教育，不得任意刁横，偷闲等情，及上下逃走，请凭保甲负责，今恐人心不古，立出招赘红券一张为据。

　　证人：李培生（押） 王安吉（押）

　　亲族：李绍箴（押） 贾元玺（手印） 张佑伦（手印）

　　主婚人：张梓栋（押） 张佑泽（押）

　　代字人：李文采（押）

　　民国三十六年全月十八日前名立

　　入赘契约的广泛运用，说明羌区入赘婚姻在清末民国时期已日趋规范化和程序化，并成为一种可靠的法律依据。入赘契约有如下几项基本内容：

　　其一，入赘婚姻的双方当事人。此为契约中权利、义务之主体。一般将赘婿姓名书于契约之首，招赘主婚者（岳父）及招赘妇女的姓名写于契文之中。

　　其二，赘婿的基本情况及入赘原由。赘婿如实交待有无家产、钱币、子女等基本情况。入赘的原因大抵有三种，一是生活贫困，纳不起彩礼；二是孤身无靠，流落他乡，仅有劳力可以出卖；三是无子或丧妻，为前项婚姻的失败者。总之，入赘为生活所迫，并非贪图女方财产。从而说明入赘的正当性，受习惯法的承认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