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银行有效监管中“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法律(4)
2017-09-27 06:14
导读：尽管各国银行法对矫正措施的立法体例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这种具体的矫正措施一般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形：严格要求银行遵守法律关于红利分派、管理费用
尽管各国银行法对矫正措施的立法体例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这种具体的矫正措施一般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形：严格要求银行遵守法律关于红利分派、管理费用支出、贷款或投资交易、存款或债务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禁止问题银行从事某些特定的、高风险的经营业务；要求银行改良其内部管理结构与组织结构，提高内部治理与自律监管；限制银行的负债业务；要求银行增加风险准备金、回收特定贷款、增加自有资本、及关闭分支机构；免除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股东权利之中止；股东个人责任之追加；及经理与董事赔偿责任之追究等。
尽管在通识上，作出与自由裁量相对应的强制性监管安排，“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一般不包括以自律为核心的非正式矫正措施，但是笔者认为若将其剔除在“结构化早期介入”之外亦非常不妥，因为“结构化早期介入”理念本就宣扬了两种精神：其一是强调监管的层次性与有序性；其二是强调防患于未然。为了保证监管的宽严相济与环环相扣，就有必要将非正式矫正措施与正式矫正措施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探讨“结构化”与“早期介入”的问题。尽管在前文的展开中，作者比较看好“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对于有效银行监管之作用，然而有一个瓶颈性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推敲与品味的，即任何法律规则的实然化都必须存在一个预设的启动条件，否则，再好的设想也只能是学者们的纸上谈兵了。因此，“在什么条件下监管者可以启动介入程序，及如何体现监管的结构化”便成了立法者所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二 “结构化早期介入”启动条件及结构化之体现
(一)结构化早期介入启动之条件
“结构化早期介入”是以银行存在问题为前提的，这就说明从理论上考察“早期介入”的正当性与科学性是以合理且客观的银行风险预警制度为依托的。虽然这种推论自有其理论基础，但是作为学者，我们考证的视角不应只是唯美意义上的该命题是否能在学理上自圆其说，而是其可行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银行预警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如在多头监管之美国，其开发的就有联邦存款保险系统(FDIC)、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理事会系统(FHLBB)、国民信用合作社管理局系统(NCUA)等，而单就FDIC系统来说，又分门别类地存在UBPS系统、USS系统、CAMEL系统。虽然说这些琳琅满目的预警系统给监管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同时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也给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我们知道，“结构化早期介入”强调监管的快速性与递进性，天然排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犹豫不决性。因此，有必要从这些众多考核的因子中挑选出一种比较客观、且易达成共识的量化风险预警标准，并将其作为触发“早期介入”触发的条件。笔者认为，在这之中，有序的资本因素衡量即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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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资本水平的高低作为认别银行是否存在问题，并以此作为监管机构是否开启“结构化早期介入”程序的基础并不能在学界取得共识，但是笔者认为以渐进式的量化资本充足率作为介入的触发点还是比较务实与科学的，因为虽然适量的自有资本可能并不意味着银行经营的稳健，也不能替代经验丰富且先进的经营管理，但它能向公众、股东、银行监管者提供一种信用担保，即保证银行在遭受风险损失时，仍有足够的财力予以抗衡。此外，对于银行资本等级的评定，不仅反映了某一银行资本相对于其它银行资本的水平，而且也反映了银行资产风险、银行发展前景、管理能力以及将盈余保留额或股票和资本券的售卖来增补资本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美国是世界的典范，其银行监管当局素来重视银行自有资本的水平，并将其作为现场检查与“骆驼评级”中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其1991年的《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更是根据总资本风险资产比率、一级资本风险资产比率、及资本杠杆比率将银行进行5个资本类型的划分，即良好资本型(总资本风险资比率10％以上、一级资本风险资产比率6％以上、资本杠杆比率5％以上)、充足资本型(总资本风险资比率8％以上、一级资本风险资产比率4％以上、资本杠杆比率4％以上)、不足资本型(总资本风险资比率8％以下、一级资本风险资产比率4％以下、资本杠杆比率4％以下)、严重不足资本型(总资本风险资比率6％以下、一级资本风险资产比率3％以下、资本杠杆比率3％以下)及极其缺乏资本型(资本杠杆比率2％以下)。然后，以不同阶段的资本水平为基础确立有序化的介入措施。与此同理，英国也根据风险性与安全性，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为触发比率与目标比率两大类，以作为介入之标准；1998年4月1日，日本也正式启动早期修正措施，从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对银行资本要求的角度，将银行划分为三个类别，并确定相应的矫正措施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