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一种国家与社会关(2)
2017-10-09 03:41
导读：除了学理上对司法改革重要性的认知和出于摆脱经济危机或经济低迷的考虑外，***政治的确立和多元的利益要求也是推动司法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发展
除了学理上对司法改革重要性的认知和出于摆脱经济危机或经济低迷的考虑外，***政治的确立和多元的利益要求也是推动司法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改革是政治***化背景下的改革，司法改革也意味着政治改革。从表面来看，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关系重构下的司法独立。但从深层看，司法改革是社会多元利益冲突在政治层面的体现。在这里，墨西哥的司法改革颇有说服力。墨西哥是一个***独裁国家，革命制度党执政近70年，西方通常称之为“半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democracy）。[3]除了振兴经济是墨西哥司法改革的原因之外，墨西哥的司法改革还是在野党“***革命党”（DemocraticRevolutionaryParty）与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之间权力关系讨价还价的结果。1994年，为什么塞迪略总统主动放弃部分政党利益而公布司法改革呢？很显然，塞迪略以微弱多数上台执政，意味着革命制度党***独裁的终结只是早晚的事情，因此，墨西哥的司法改革，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尽管减少了执政党的利益，但也使它一朝在野，不至元气大伤，可谓丢卒保车，从长计议。而反观在野的“***革命党”却从司法改革中大为受益。由于塞迪略的司法改革方案固然可以在革命制度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通过，但要想在众议院通过，不能离开***党的合作。终极，革命制度党的司法改革草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作为对***革命党的让步，同情***革命党的四名新法官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遂成为***革命党抗衡执政党的有力武器。此外，阿根廷和秘鲁的司法改革在很多方面与墨西哥的改革相似。在阿根廷，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需经参议院2/3多数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的规定，为司法独立奠定了基础。此外，修改宪法须经议会2/3多数通过的规定，意味着改革已不再由总统及其政党单方垄断，意味着没有反对党的合作，改革将无从推行下往。因此，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阿根廷和秘鲁，不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自一个真正反对党的存在，而且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之能持久的存在也来自一个真正反对党的存在。与此相比，中国司法改革显然缺少像墨西哥等国家那样的动力。尽管如此，中国并不乏类似的政治动力，只是这种政治动力蕴躲于国家与社会独特的紧张关系之中，尚未被人们所普遍熟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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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三权关系的紧张状态易为人们所觉察与重视，因此旨在求得司法独立的改革自然仅限于三个权力部分之间关系的调整，而对司法改革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却常为人们所忽视。翻检两百多年前联邦党人的文章，可以发现：作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在权力建构的思考中，显然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臣民关系的重要性置于三权关系之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麦迪逊对三权之间关系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熟轻熟重的题目做了直截了当地回答：
“假如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假如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和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治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治理自身。”[4]
很显然，麦迪逊将国家与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置于首要地位，而将三权关系置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后者由于有了前者的基础才有了意义。因此，在我们论及今天的司法改革时，忽视或者回避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导致人们对司法 改革紧迫性的熟悉不足，以至于使它流于肤浅乃至失败。
那么，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究竟怎样呢？应当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二者之间的最为紧张的状态通常是以革命表现出来。这种灾难形式在历史上多以“官逼民反”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它们多发生于经济资源极度贫乏、民不聊生的传统社会中，而在经济繁盛、衣食无忧的现代社会则十分少见。固然现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紧张状态演变为革命的情况已未几见，但这并意味着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与对抗。实际上这二者的紧张关系可能以一些更为隐性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如西方学者所言称的“隐遁”或“忠诚”等形式。就隐遁而言，它是权威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是政治压制下所表现出的消极与冷漠。[5]20世纪60、70年代蛰伏于中国社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这些所谓的“黑五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隐遁或退避阶层。1978年之后对“黑五类”的松绑、解冻与平反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缓和了原来国家与社会的紧张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突飞猛进与这个庞大的群体“走出隐遁”则不无关系。固然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对抗形态转化为革命对抗形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种消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