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治”——发自内心的坦诚表白律毕业

　　原本，自己能得到高人（比自己强）对我拙见的斧正和评点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读罢张晓峰的《1个对“德治”应有的基本立场》1文，却着实让我倒吸了1口凉气，当时没有全身痉挛已属万幸，再拜读第2遍，第3遍，我却想来个狗尾续貂，于是草成1文，聊表我意。

　　（1）

　　说实话，在为文之前，我就再3踌躇，为什么呢？1则“德治”似乎成了1个令人痛恶的政治口号，2则它好像与当前的法治大环境相悖甚远，3则因为“德治”这个词太敏感，总易被人误视为“复古”和“叛逆”，所以事先我也就有了被批的心理准备，但其强度之大，却让我始料未及！

　　就“德治”而言，不知是我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还是阐述得过于罗嗦（即便某些词语表达不甚恰切，可大体意思是明了的），抑或是学兄理解上的问题，我总觉得你对它存在诸多“误解”。第1，我想说的“德治”无非就是和法治、宗教、习俗等1样是1种社会调控手段，故而要注重道德建设，但却被认为是奴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加以否定和抛弃；第2，我说“德治”主“内”治“本”是指它侧重影响人的心理精神层面：“法治”主“外”治“标”是指它侧重客观上对人的治理（即“心灵的教训和肉体的制裁”[1]），旨在言明2者界限，而却被认为是“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第3，我说“德治”与“法治”是“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济并进”意在说明2者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却被视为所谓“珠联璧合”泾渭不明；第4，我说“精神文明德治，政治文明法治”是指文化（广义的）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或方式，却被认为是构建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总之，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主观取义，倒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自信”，为自己树靶子，然后1枪中的，俨然1副胜利者的样子。殊不知这是1出自编自演的闹剧！

　　（2）

　　作者称“与其说‘德治’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毋宁说其披上了现代意义的外衣，挂上了‘时代特色’的虚伪招牌”，难道这也不间接说明了我们现代社会的畸形？“其‘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假，然而，这真的是优良吗？”，这本身又何尝不是1种武断？“可搬出老祖宗……，这又何必呢？”这话听起来大有“54”时期激进主义者“国粹不能保护我们，何必保存国粹”的豪言壮语，殊不知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荒谬！

　　“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2]，这才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应该剔除糟粕，但是也应该辨证地否定，当然更要辨证地继承，吸取精华！我们不想“抱祖宗的大腿”，也不想成为“积成抱残守缺不思更张的文化自大狂的心理定势”[3]的偏执狂，更不愿背上中国古代历史的“10字架”走下去，但否定传统就是1种理智吗？我想充其量也不过是1种标新立异。因为5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特质和精华，岂能走到今天？正如唐逸先生所言“如果1个人不能欣赏自家精神文化的美，如果为了跟从某种外国潮流，或学会某种外国观念解释，便毅然抛弃全部传统家底，大概也是1种殖民地心态吧。”[4]其实，自己骂自己的传统，自己骂自己的祖宗，恐怕也只有中国人能做得到！

　　至于作者称“自近代以来，我们从来都没有长期地虚心地计划地……”又把它归结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中国人骨子里的‘浅尝即止’病”，对此，我实难苟同。如果非要找其“深层次的原因”，我想1则是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在作祟，2则是他们盲目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西化”。其实，他们学西方也并非“浅尝即止”，相反，学兄所称的“浅尝即止”似乎正说明了他们学习西方的不断深入和步步深化。如果硬要说他们“浅尝即止”，那我只能说：谁让他们的寿命那么短呢？他们怎么就不活上几个世纪？这似乎玩笑开大了！

　　（3）

　　作者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对百姓的残酷镇压和屠杀！”似乎在说传统中国的腐朽是由于“德治”（也就是作者所称的“人治”）所致。对此，恕我直言，这是犯了1个低级的逻辑错误：混淆概念（不知是否有意？）。即把体制层面的文明与精神层面的文明混为1谈了。

　　传统上乃至近代“中国的虚弱，乃由于体制落后，严重压抑民族的创造力，而导致国力衰微。我们不能深刻认识人类历史的主流，迅速向高效的体制过渡，却将我们自身的责任推给文化传统。本来应该进行彻底的体制革新，却转向笼统的反传统。”“结果文化摧残，传统断裂，人心大变，而体制依然。”“可想的是，如此简单的1个逻辑错误，”却“至今未予思维上的澄清，‘反传统’至今是遮蔽我们视野的1种情结”[5]，唐先生的见解真可谓1针见血。

　　其实，西方许多人都心仪儒家或释道传统（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要居多），奉为精神理想和生活方式，但却并未因此而反民主反人权，丧失个人独立性和理智，沦为“封建余孽”。何以如此？因为他们信奉的是这种传统中远离意识形态的优良精神价值（国粹、精华），而不是采纳专制意识形态进而选取专制体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绝非其社会体制！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按作者所称的“理论”，我想古代中国在韩非子时期就该实现了法治，何劳吾辈在今天仍手持法治的大旗拼命地摇摆？

　　（4）

　　我必须声明1点，我文章标题中“在中国法治建设下”其实就表明了我的基本立场：我赞成法治，并认为它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但我为文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说明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在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我们要倡导“德治”，要讲道德良知，重视道德建设。怎么让学兄1理解就变了口味呢？1口咬定我“怀疑法治是中国的唯1出路”；认定我是在“复古”。在宣扬封建腐朽思想和糟粕；认定我说的“德治”就是礼治，就是人治，就是礼治的重复，必然陷入人治主义进而专制（看来，我说的“德治”内涵被强奸了）；认定我是在为封建专制主义招魂，所有这些，我有的只是惊讶！真不知道是怎样得出来的结论。

　　可退1步想，如果我写的不是“德治”，而是写了宗教，说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调控作用，学兄是否会说我是在宣扬鬼神，复“中世纪”的古呢？当然，你不会！因为你是聪明人，知道宗教在法治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再退1步想，如果文章的意思不是我写的，而是某个法学泰斗，学术翘楚（只是假设）所写，你是否还会奋力抗争呢？当然，你会的，谁让我提出这么个不实际的问题呢？

　　（5）

　　作者称“德治”就是“专制，独裁与集权”，着实让我费解，因为这个“德治”是对我说的“道治”的形象扭曲！称“德治”（其实也就是作者所言的“人治”）与“法治”水火不容，“格格不入”，但这又是对历史和现实多么有力的否定！

　　“徒法不足以行”，法治离不开人的作用，而人却绝非天使：立法者的道德品质影响甚至决定法律的品质；执（司）法者的道德良知影响法律的公正；守法者的道德素质直接影响法律的运行，总之，法律人的理性素养（即“德”）在客观上实实在在影响法治建设。离开人的作用，离开人的理念素养，法治无非是1具没有血肉的骷髅而已。当然，既然是骷髅，就可以拿来吓人，可结果呢？不是把人吓成了弱智鬼，就是把人“逼”成了病态狂！所以，法治不仅不排斥人的作用，德的影响，相反，在坚持合法性的前提下，更应强调人的作用和道德精神。

　　再从比较的意义上看，在法治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就没有人和道的力量吗？举个例子来说：在美国，对于同1个事件，如果被告请了1位极高明的律师巧辩，法官可能会判无罪释放；如果被告请1位水平1般的律师辩护，法官可能会轻判（但有罪）；但如果被告不请律师或请了个蹩脚律师，那被告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见，在律师巧辩规避法律的同时，法官也在“造法”，法官也是人，那他的公正和正义的价值理念来自于哪呢？恐怕是其的道德良知了。试问：你能否认此法治社会中的“人治”痕迹吗？

　　其实，“1般认为，洋人的社会就是法治社会，洋人在观念上都是喜欢法治的，这种说法只能说是部分正确。翻翻西洋历史，你不仅可以发现‘人治’的痕迹，而且可以看到鼓吹人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哲人（如柏拉图）”[6]所以，那种只认法治，盲目排他的观点，除了证明其单纯和幼稚外，还能说明什么？

　　（6）

　　既然说到了法治，我也倒想说1下自己的1孔之见。

　　法治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必须正视而不是规避法治的漏洞，大多数人都倾向并选择了法治，但这却并不能表明法治的完美，掩盖其自身的缺陷，同样也不表明法治可以完全顶替人的智慧的灵活性并排斥其他1切社会调控手段（诸如道德、宗教习俗等）。其实法治本身也有其固有和无法消除的缺陷，这是实事求是，绝非偏执，否则，发达的西方国家不都成了人间天堂？诚如作者所称，早就“在法治阳光的照耀下”“走进自由幸福的殿堂”了！（可事实呢？）

　　其次，法治是1个很好的治理社会的手段，但却并不能排斥其它治理社会的手段。选择法治，可谓“多害相权取其轻”[7]，但这“恐怕不在于觉得法律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仅仅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自觉自律是不恒常的。”[8]所以，最终我们选择了法治，但并非就万事大吉了！

　　再者，法治有个前提，那就是1个社会的体制问题，法治只是1种社会调控手段，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妄谈法治无异于痴人说梦。社会的发展，体制的转型，就得有宽容的心态。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体制下，有法治思想的光耀，那么在今天中国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大力建设法治的条件下，倡导“德治”，加强道德建设有何不可？难道所谓的法治就容不下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提到“德治”就要把他归结为古代封建的专制主义呢？难道今天的中华儿女1个个都成了超脱的神仙，连德治都不讲吗？（其实神仙是最讲道德的）难道唯法治是尊，斩除其它，就不是1种无形的，变相的专制思维？

　　从极端的意义上讲，选择法制终究是1种价值判断或价值选择，而这是“通过人的需要和意志的运作而形成的关系性概念”[9]，对于实体的人来说究竟能有多大意义？人关心的只是他的生存。“主权在民”，而“民”却并不稀罕‘权利’这鸟东西[10].我不是在进行学兄所称的“德治与法治”的争鸣，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个终极无意义的问题。然而既然我们选择了法治，那就假设1个必要的前提罢了[11]！

　　（7）

　　最后，作者在文章中又严肃地提出1个可笑的基本立场：对法治的绝对信仰，说他“严肃”是因为他给我们指出了1个客观事实：我们要法治（地球人都知道了！）；说它“可笑”是因为他强奸了我的意思，硬是认为我反对法治（我也信仰法治）——这可着实让我想起了中学教材上那幅“公牛挤奶”的漫画图！

　　曾经在《实话实说》节目中，1位观众就质疑：他们（嘉宾）说的是实话吗？崔永元这样回答：对于什么是“实话”，我想大家存在误解，认为顺耳的、自己听着对的就是实话，其实不然。有些人虽然打官腔、说的像是套话，但那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表露，这就应该算是实话！是呀，我口言我心，把自己的拙见诉诸笔端本无可厚非，但却痛遭责难，这与其说是对我的批判，倒不如说是你的高见没有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成为你思想的附庸罢了。

　　西方学人时常自嘲：人类1思考，上帝就发笑。可这次就不同了，上帝没笑，人却坐不住了。说是赐教，我却找不到如沐春风的感觉，只有刀光剑影的寒气，大有杀戮之状，然后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老兄，你不是法治的代言人吗？（我又何尝不是？）难道我就没有讲几句心里实话的自由权？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对法治的绝对信仰”和“理性”，那我就只能说1句：晓峰，你可真逗？！

　　「注释」

　　作者简介：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07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政制度、法学理论。

　　[1]参见刘星：《法治的假设前提》，载《西窗法雨》，法律出版社出版。

　　[2]［美］吉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3]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唐逸：《关于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

　　[5] 同4.

　　[6] 参见刘星：《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载《西窗法雨》，法律出版社出版。

　　[7] 参见冯亚东：《平等、自由及中西文明》，法律出版社出版。

　　[8] 同6.

　　[9]同4.

　　[10] 同7.

　　[11]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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