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明天主教入华后激烈排佛，其原因(4)
2013-05-21 01:09
导读：崇佛黜耶派，指那些尊尚佛教、反对天主教的士绅官僚。较著名者有虞淳熙、黄贞、许大受等。虞淳熙曾致书利玛窦进行过辩论；黄贞号“去惑居士”，专
崇佛黜耶派，指那些尊尚佛教、反对天主教的士绅官僚。较著名者有虞淳熙、黄贞、许大受等。虞淳熙曾致书利玛窦进行过辩论；黄贞号“去惑居士”，专以辟邪为己任，广结士子僧徒，“极力激劝，乞同扶大义，乃奔吴越之间”。[47]又广收士僧批耶言论，编为《破邪集》，以去惑黜邪；许大受自称“德清后学”，批评耶稣会士“夷说鄙陋，尚远逊于佛”，又主张“三教决不容四”，[48]将天主教排逐在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文化体系之外。此外，还有一些人以维护儒学正统自任，也曾排抑过佛道，但在反天主教的立场上却与崇佛诸人保持了一致。如邹维琏在天主教入华后，联合居士僧徒共同反对传教士，他认为耶教活动比佛教对中国的危害更大。然而上述诸人的反耶没有对天主教的在华传播造成真正威胁。一则他们多为普通官僚士绅，影响不大；二则真正激进排斥耶教的人在当时并不太多，形势在总体上有利于天主教。所以他们的排耶行动困难重重。[49];
中间派，这是人数最众的一派，他们对天主教能持一种宽容和接纳的态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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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也并不反对和排斥。士大夫上层除各别崇耶和黜耶者之外，几乎都属此列。他们的态度又可分为数个亚类：一类是尊重耶教但不力辟佛教者，如东林党魁叶向高等。他们与耶稣会士多有接触，对天主教理论也有些了解，但更令其感兴趣的是由传教士带入的西洋科技和能与经世观念相合的学理知识。比如叶向高对天主教予以肯定的地方就“只限于能与儒学拟同的范围”，表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主义”态度。他们还试图融会二者，引西学以为中用。[50]另一类是尊尚佛教但不黜抑天主教者，以李贽为代表。李贽是晚明有名的狂禅，思想性格颇受佛学浸染，晚年遁入佛门。然而他对天主教士持相当友好的态度，曾三次面唔利玛窦，并题《赠利西泰》诗一首，[51]对利氏有颇高评价。还有一类官僚如万历时首辅沈一贯等，对佛、耶二教没有明显好恶之情，但对之“咸与晋接”，并不排斥。总之，对天主教表现出友好姿态的中间派人士多是些名公巨卿，在官僚士绅中居于上层地位，影响相当广泛。他们中许多人对天主教多有帮助，如李贽曾为利玛窦修改过上万历皇帝书；叶向高曾在利玛窦去世后，为之墓地获准。[52]可以说，没有这一派士大夫的宽容甚或支持，天主教要立足中国并顺利传行是很成疑问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四、佛耶冲突的影响及意义;
官僚知识阶层的宽容和支持，为天主教的顺利大开方便之门，也使它在佛耶冲突中获得了较为主动的地位。这说明耶稣会士所采取的合儒策略是奏了效的。佛教对天主教的挑战虽然反应强烈，但总是被动而为；而且论争中很少有高明之士加入，其反耶没有提到一定理论高度，多半是愤激之言。如袾宏在给虞淳熙的信中说：“盖从此魔者，必非智人也。且韩、欧之辩才，程、朱之道学，无能摧佛，而况蠢尔幺魔乎？……今姑等之渔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53]这种非理性的批评不但不能将敌手骂倒，反倒失去了佛教一向宽容大量的气象，为人所诟病。;
传教士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二者论战的结果颇感满意，禁不住生出一种自信，进而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生出一种近乎盲目乐观的情绪。[54]在这种错觉的影响下，他们逐渐忽视了中国人宗教的复杂一面，对其信仰中的多神崇拜、圣贤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开始大加指责和排斥。利玛窦死后，继任的龙华民等人抛弃了尊重和适应中国国情的“利玛窦规矩”，强制教徒不得参加祭祖和祭孔，遭到许多士大夫及僧徒的激烈反对，由是而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55]的发生，教会事业一时受挫。;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反天主教的斗争，但究其根源，却又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当时一位长居澳门的耶稣会士认为，教案发起人沈 与一个佛教僧侣为密友，这个僧侣写了一篇向基督教发难的文章，遭到徐光启的驳斥，因之沈想借机为其友报复。而另一在教案中直接受到冲击的会士谢务禄也批露说，沈 收受了一位和尚的贿赂约一万克郎金币，后者要他将传教士赶出中国。[56]这些说法并未见诸其时中文史料，因而或属谣传。但是，这样的言论之能出现，却反映出当时佛耶对立的紧张状况。如上所述，晚明佛耶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天主教一直将佛教视为传教中的一大阻力，因而一遇挫折，便会自然联想到可能与佛教的破坏有关；另外，南京佛教势力较盛，僧侣与士大夫往来较多，部分官僚深受僧侣反耶倾向的影响，所以耶稣会士担心或怀疑教案中有佛教因素的搀入也不无理由。上述说法正是其对佛教疑惧心理的曲折表现。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确是阻止天主教入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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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明末天主教在与佛教的冲突中一直处于上风，但这并不说明它对后者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对佛教的了解极为贫乏，批评也多非理性，未能在理论上压服佛教；此外，它在冲突中的这种相对优势并没有持续多久，终究未能取代后者，成为中国文化之一翼。佛教在中土传衍已逾千年，它与儒、道二家鼎足而立，形成近世文化的三极稳定结构。宋明以来，佛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使之日益成为广大下层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民间具有更为广泛的号召力。如果说儒家是中国官方文化的代表，那么佛教可算是民间文化的代表。天主教进入中国，面临着来自官方和民间这两个方面的阻力，要长久传行，必须与两方面的文化代表都加以调和。然而当时的耶稣会士们只注重与官方的适应和融通，将重点放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而将代表民间的佛教置诸一旁，甚而为迎合前者，对后者采取了激烈的排斥。这一做法最终影响了它在民间的发展。天主教最终未能融入中国文化，与它在对待民间文化和佛教文化之策略上的欠缺不无关系。;
然而，这种欠缺还得与它对中国文化的根本态度联系起来。如前所述，它在传教之初积极附会和联合儒学，但这只是策略性的、暂时的，是基于现实压力而被动地采取的传教手段，而非自觉主动地认同儒学，它并没有象佛教那样从理论高度上与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融合，如果它真的融儒，也必然会融佛，而不会激烈排斥它。可以说，缺乏理论上的真正融合，是天主教不能融入儒、释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而理论上的无法贯通，又可归诸天主教在对待整个中国文化态度上的宗教或文化不宽容主义。宗教不宽容实是阻碍中西文明会通的根本因素。直到近世，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面临着这一问题。同样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佛教能够最终适应中国文化并融入中国社会，成为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却不能如此，始终徘徊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通过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这场斗争，人们或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