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而上学的“脚本”与个人生活的“普遍化(3)

　　海德格尔把“时间性”作为此在领悟自身存在得以可能的境域，通过对此在“有限性”的揭示，从根本上解构了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对个体生命的遮蔽，为生命个体彻底摆脱抽象“人的共相”或“人的本性”的专制，回归不可剥夺的“私人性”和“个别性”，开辟了一条极为重要的道路。

　　如前所述，此在的本性就是“生存”，而“生存”意味着“可能性”，意味着此在“能够在其最本己的可能性中来到自身，并在这样让自身来到自身之际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保持住”，[19]而“保持住别具一格的可能性并在这种可能性中让自身来到自身，这就是将来的源始现象”[20]，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将来的源始现象”就是“时间”：“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21]，在此意义上，“时间性问题”就是此在本源意义的生存可能性问题，生存于世的此在，其存在意义上在根本上是“时间性”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性”并非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家们所理解的“永恒性”，恰恰相反，形而上学的“时间观”恰恰是以抹杀和遗忘真正的“时间性”为代价的。真正的“时间性”乃是“有限性”，它意味着：此在的生存有一被给予的终结，这就是“死亡”，这是此在超越寻常的生存可能性，因此，此在作为“能在”，其根源在于“死亡”、在于“生存之终”，对此，海德格尔说道：“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已经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它委托给了它的死亡而死亡因此属于在世”，[22]“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23]。因此，此在本源性的时间性乃是一种有终结的、有限的时间性，“此在以出生的方式生存着，而且也已在向死存在的意义上以及出生的方式死亡着。……在被抛状态与逃遁或先行着向死存在的统一中，出生与死以此在方式‘联系着’。作为烦，此在就是‘之间’”[24]，因此，此在本源性的时间性与“永恒现在”的形而上学的“流俗时间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有限性”和“历史性”的，正因为此，此在永远不能如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所设想的那样达到与“终极实在”和“永恒本质”的接触，而总是一种处于“时间”之中的有限和历史性的生存，对此，海德格尔说道：“正是出于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意图而对有限性的最内在本质的强调，本身就必须永远是有限的，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的”[25]。

　　以本源“时间性”为境遇，凸显出此在的“有限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抵达个体生命独具一格的、不能被形而上学的共相所吞蚀的“私人性”和“个体性”。

　　在“杂然相处的常人状态”中，一个此在可以由与另一个此在“代理”，此在被“他人”所宰治因而丧失了自己本己的“个别性”和“私人性”，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作为沉沦着的存在乃是在死亡面前的一种持续的逃遁”。然而，一旦人们领会到死亡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而又无可逾越的可能性”，此在就将从“常人状态”状态中超拔出来，发现和确证自己不可替代的“别具一格”的“个人性”和“私人性”。对此，海德格尔说道：“死亡是把此作为个别的东西来要求此在。在先行中所领会到的死亡的无所关联状态把此在个别化到它本身上来。这种个别化是为生存开展出‘此’的一种方式。这种个别化表明了，事涉最本己的能在之时，一切寓于所烦忙的东西的存在与每一共他人同在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此在是由它自己来使它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26]，“死亡”使此在“个别化”，是因为它是无法被任何人所替代的、纯属个人私人的事情，面对死亡，没有人可以代为承担，此在因此而成为“独一无二”、必须自我负责的存在，“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27]，“在‘终结’中以及在由‘终结’组建的此在整体存在中，本质上没有代理”[28]，“死亡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死显现出；死亡在存在论上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29]，在这种个人性的本源时间中，个体生命不可由形而上学的“共相”所敉平和取消的私人性和本己性由此而得以真正的确立。

　　在海德格尔这里，“时间性”不是此在的“本质属性”，或者说不是此在的“共相”，而是此在通达其本真的个体性和私人性的源始境域，“时间性”意味着此在的“有限性”，意味着此在通过对这种“有限性”的领悟中摆脱形而上学的共相的专制而使“个人”真正成为“个人”，海德格尔曾这样说：“本真的时间就是从当前、曾在和将来而来的、统一着其三重澄明着到达在场的切近。它已经如此这般地通达了人本身，以至于只有当人站在三维的达到之内，并且忍受那个规定着此种到达的拒绝着-扣留着的切近，人才能是人”[30]。海德格尔通过对人的有限性的揭示，消解和割断了形而上学的普遍实体和抽象共相对生命个体的支配关系，并昭示了一个人们经常企图闪避不予面对和承认的一个事实：个体生命是不可能真正达到“万寿无疆”的，企图逃避时间，遁入永恒，通过与某种超验的实体和绝对本质合二为一，来达到“无限性”，不过一种自欺和逃避，勇敢地直面人的“有限性”，自律地度过那必有一死的有限生命，恰恰正是个体生命忠实于自身、真诚无伪地生活的内在要求。

　　海德格尔为个体生命摆脱形而上学的重压所做出的贡献是奠基性的，他在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基础上，为通向个体生命不能为形而上学的“共相”所还原的“实存性”开辟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思想道路，并使得寻求“个体生命的真实性”成为了一项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事业。利奥塔、德里达、福柯、罗蒂等这些后人们，从各个层面不断深化他所开创的这一事业，使得“捍卫个体生命的实存性”成为整个当代哲学中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

　　德里达以“解构主义”著称，而所谓“解构”，就是要促使人们“开始思想下述问题：即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方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31]，德里达把海德格尔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都同时又把海德格尔当成最需超越的对象。他认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执着，表明他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仍然是不彻底的，依然保留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残余。因此，“解构”就是要通过语言的自由的差异游戏，使被传统形而上学所压制的个性得以释放出来；利奥塔以“公正游戏”和“悖谬推理”为策略，试图消解一切抹杀个性和差异性的“元叙事”或“元话语”，他说：“后现代知识并非为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32]，因而一切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大写的“最终语汇”，如理性、逻各斯、绝对真理、客观规律、至善道德和完美价值等等都是僭妄；福柯以宣告“人之死”而惊世骇俗，他深刻地分析了理性的权力层面，揭露了理性背后所暗藏着的权力意志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压制，指出了“现代社会”扼杀自我创造和个人规划的空间的种种方式，它所描述的疯狂、诊所、监狱、性等，从“另类”的角度向人们揭示了“启蒙”与“野蛮”的同一性及其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和窒息，因此，当福柯宣告“人之死”时，他所意指的是以“理性”为“本性”的“大写的人”的死亡，并通过“大写的人”的死亡为“小写”的生命个体争得自由的空间，就此而言，“人之死”的主张并不是如一般流俗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虚无主义”，它所终结的是“人的本质”，而终结“人的本质”恰恰是为了争取个体生命的自由；罗蒂更是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于“反讽主义者”，他明确主张“自我的偶然性”，认为个人乃是“时间和机缘的产物”，强调只有承认个人的不能被“普遍共相”和“必然本性”所同化的个人自我的偶然性，“才能在我们身上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创造值得我们尊敬的现在的自我”[33]，他希望通过抛弃一切个体生命之上的“神性权威”，使个人去自由地编织自己的信念之网，创造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