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罗从彦（公元1072－1135），字仲素，今福建沙(5)

毫无疑问，在《尊尧录》及其相关论述中，豫章或衍、或释、或辨皆浸透着其作为一名士大夫的独特的价值关怀和现实关心。

3、然则，毕竟如何评价这种带有例证式的、典范性和鉴戒性的思想？一方面，豫章复三代之治之观念，我们似乎可以把它纳入到历史哲学的框架中加以思考。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框架中亦同样包含着一种独特的、鉴戒式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乃是人类为解释外部世界及其自身之变迁而产生的内在的心灵活动。就实而言，豫章的《尊尧录》正是要藉由这种深层的“三代意识”（作为历史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来了解传统在现实政治这种变化了的世界中所当具有的方向和位置，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豫章乃试图通过《尊尧录》所蕴涵的“三代意识”，为其所处的和人们建立方向感，甚至归宿感。

人们必须藉由特定之标准解释和消化人们所经历到的事件，并将事件所发生的各种客观因素及其内在期望“整理成有系统而又有关联的”意义网络。在历史的变动中，这种标准为人们提供某种稳定的、连续的、同时也是有价值意义的方向，俾以消除迷惘和不定[53]。我们看到，豫章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情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乃是非对错，纷呈杂出，安石之改革毋宁说直接构成了对“三代意识”的松动乃至颠覆，其合法性则更成问题，司马温公即云：“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54]。因此，如何藉由三代之治之标准整理、甚至整顿时事政治，并将人们的行为、思考以及社会的政轨道揆重新安顿进三代之治之标准中，正是豫章《尊尧录》中所“鉴”、所“戒”的用心。

我们有理由说，《尊尧录》所显示的是意义理性（而非目的理性）的建立和展开，而所谓“三代意识”所表现的时间概念亦非“自然时间”概念，而是海德格尔（M.Heidegger）所谓的“人文时间”概念。

4、我们看到，《尊尧录》所显示的“时间”（三代意识）由一个个具体事例组成，而这些事例又是超乎时间之外的行为规则的实例。毫无疑问，单纯信奉某一不变的行为规则本身，它所表现的只是意识，只有在加入时间因素之后，这种意识才会上升为历史意识。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鉴戒”式的思维方式――即便我们不去讨论它的自欺与空想的性质――却把历史演化（genetic history）的概念作了消解，历史表现为事例或事件的堆积，而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却难于看出。豫章的《尊尧录》自然也难于避免此类病弊。在此我们只想转引德国历史学家西耶斯（Sieyes）说的一句话以为评论：“用过去发生的事件来做现在发生事件的关照及判准，对我们而言，无异于以陌生的事来说服及判断已知的事。”[55]孟森（T.Mommsen）亦言，假如历史还有教人之处，那是因为它教人独立创造，而不是教人模仿。;

[1] 、见《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附录》。

[2] 、见《宋史》卷428《罗从彦传》。

[3] 、有学者认为，豫章之静坐已不同于龟山只是用以“尽心以知性”的“体中”，而是延伸至“躬身以尽性”的“知其止”，此一论述可聊备一说（学者可参见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页）。但若仔细地求之于文献根据，这一结论总觉还嫌其勉强。其实，就狭义的体验未发这一工夫路数而论，龟山与豫章之间差别甚微。

[4] 、参见《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延平答问》。

[5] 、令人遗憾的是，据《豫章文集》卷一之介绍，豫章所著的有关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述如《语孟师说》、《中庸说》等又皆不存。又，福建南平的有关学者对豫章学术包括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

[6]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刘珏传》。

[7] 、《朱子语类》卷129。

[8] 、如由范仲淹等人所推动的“庆历新政”以及由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即是。

[9] 、同上，卷83。

[10]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129页。

[11] 、余英时《朱子的历史世界》，允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61－267页。

[12]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汉论上》。

[13] 、《温公集》卷七十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14] 、以上所引皆见《豫章文集》卷二《尊尧录序》。

[15] 、依常识之见，所谓复三代之治之观念常常易被不加分析地视为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则易被视为对现实的无原则的辩护。然而，三代之治之观念的预设，原并不奠基于历史考据学之基础之上，毋宁说，它只是一种价值的建构，至其一旦形成，则由原来多少带有某种假设性的回往变成为一种严肃的批判性资源，中国历史上各色各样的对现存政治的反省与批判大多假手于此，此其一也；其二，严格意义而言，保守原无关于好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表现为一定的时间概念。在此，保守一定的价值观与保守特定社会的政治结构二者的意义并不相同，而且，保什么，又守什么及其保守到何种程度皆有待分析。

[16] 、本文如此处理豫章三代之治之观念，自有作者之用心，盖如前所云，在豫章《尊尧录》编纂之“三原则”中，依作者之见，最能表达豫章之独立观念者实在“释以发之”以及“辨微以著其事”两项之中，此亦是豫章持其所服膺之价值标准以显其“推明治道”、批难时风政治之集中表现。

[17] 、《豫章文集》卷五《尊尧录》四。

[18] 、台湾学者黄俊杰教授认为，孟子的“三代”观念所表现的乃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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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孟子·离娄上》。

[20] 、《孟子·公孙丑上》。

[21] 、《豫章文集》卷五《尊尧录四》。

[22] 、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大概在于王霸之辨乃紧紧地贴着孟子的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的而来，所以有学者认为，王霸之辨可以认为是义利之辨在领域里的延伸，故而，其理路甚至内容之规定都完全裹挟着前此两辨而来。

[23] 、《豫章文集》，卷十一《议论要语》。

[24] 、由此而言传统的“价值优先”原则，我们便可以看到它的双重的、正负两面的效果。

[25] 、《豫章文集》卷十一《议论要语》。

[26] 、同上，卷四《尊尧录三》。

[27] 、同上，卷七《尊尧录六》。“文集”卷九《尊尧录别录》中豫章专有一篇“司马光论王安石”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