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罗从彦（公元1072－1135），字仲素，今福建沙(6)

[28] 、《豫章文集》卷八中，豫章以“论王霸”、“论正学礼贤”、“论养贤”为题援引明道的著述，以上三篇在“河南程氏文集”中分别是“论王霸箚子”、“上殿箚子”、“论养贤箚子”。学者可参今本《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50－452页、第447－448页、第455页。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篇文字皆是有关王霸之辨或者说是复三代之治之观念的重要文本，豫章当然完全认可明道之主张。故按理，在论述豫章有关思想时我们当将此考虑在内。但本文只就此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之详论。

[29] 、《豫章文集》卷三《尊尧录二》。

[30] 、同上，卷四《尊尧录三》。

[31] 、同上，卷三《尊尧录二》。

[32] 、需要指出的是，豫章所谓“圣人不免有忧”的主张，乃可视为对明道思想的继承，盖明道亦汲汲认为“‘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人也，故不能无忧。”（《二程遗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19页）又认为“‘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理鼓动万物如此。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所以有忧患。”（同上，卷五，第78页）。

[33] 、《论语·颜渊》。

[34] 、此处有双重意义必须加以解释，最直接地说，在传统的政治格局中，君主既为奉天承命，其言行本身即是标准，具有免于批评的无上权力；但在另一方面，本身又不是由统治者本人来书写的，书写历史之人常常是士大夫，他们内心自有三代意识作为其价值标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听到“历史自有公论”的说法。

[35] 、《豫章文集》卷二《尊尧录一》。《议论要语》中豫章又谓“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矣。”

[36] 、《孟子·离娄上》。

[37] 、《豫章文集》卷二《尊尧录一》。

[38] 、实际上，这种所谓“见证”式的事例表达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三代式的史观。基本上，豫章在《尊尧录》中皆以此种方式来处理三代之治之观念。

[39] 、《豫章文集》卷八《尊尧录七》。

[40] 、《孟子·离娄下》。需要指出的是，孟子的君臣关系观念在宋代曾引发儒者的热烈讨论，赞成或反对者皆有之，到了明代朱元璋那里，孟子更被逐出孔庙。

[41] 、《豫章文集》卷二《尊尧录一》。

[42] 、同上，卷三《尊尧录二》。

[43] 、同上，卷十一《议论要语》。

[44] 、同上，卷六《尊尧录五》。

[45] 、同上。豫章引明道“论养贤箚子”之用心于此可见，参见《豫章文集》卷八《尊尧录七》。

[46] 、同上，卷四《尊尧录三》。

[47] 、《豫章文集》卷六《尊尧录五》。

[48] 、同上，卷十一《议论要语》。

[49] 、同上。

[50] 、同上。

[51] 、同上，卷五《尊尧录四》。

[52]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书教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鉴戒”式的历史思考方式，中西方皆各有表现，如美国历史学家T.Stoianovich即认为，在年鉴学派之前，即已存在启蒙式的鉴戒史学，学者可参看T.Stoianovich “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

[53] 、相关论述，请学者参见胡昌智著《历史知识与变迁》，台湾联经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

[54] 、《温公集》卷七十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55] 、转引自胡昌智书，第187、191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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