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20世纪的历程中，王国维、鲁迅……都(5)
2013-08-11 01:12
导读：悦乐意识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忧患意识固然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然而，严酷的现实社会却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社会秩序失调的殷切关注换来的反而常
悦乐意识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忧患意识固然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然而，严酷的现实社会却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社会秩序失调的殷切关注换来的反而常常是痛苦的失败，挫折、失意、流离失所，成为忧患意识的合乎的结果，那么，到何处去安慰自己的心灵?屈原在被天道抛弃以后，恍若丧家之犬，不惜以自杀去问天。但是庄子却不会如此。他将人性设定为距离自身更近的“天性”，干脆连外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加以逃避，这样，也就避免了屈原的自杀结局。那么，这“天性”寄托于何处呢？当然应该是自然山水。这样在悦乐意识成熟之后，一旦遇到屈原的处境，人们便自我放逐，既不正面反抗，也不与当权者合作，不约而同地走向山水自然的怀抱，从此岸的社会秩序遁入此岸的自然秩序，投身于超人间的山水境界，把它作为“慢形之具”。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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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仙境日月外，帝乡烟雾中，人间足烦暑，欲去恋清风”(张乔)。这当然就是所谓“悦乐”意识，对此，我在《众妙之门》中曾作过具体剖析。现在要追询的是：悦乐意识作为自由境界国是否真实、是否具有绝对根据?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然，悦乐意识明显区别于忧患意识。它敏锐地洞彻到天道之类的虚妄，不屑于效法忧患意识去斤斤计较于现实的得失、荣辱、恩怨，认为这统统是“假手禽食者器”、“利仁义者众”。“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但是，为自己选择一条倒行逆驶的道路，把自身从、，价值状态中剥离出来，重返无历史、无文化、无价值状态的自然生命，并非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抗。因为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反抗都是只能无条件地予以首肯的，反抗并非只有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在我看来，悦乐意识的要害是只承认现实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态这一维的此岸世界。这样，默认现实世界，或者说，公开地曲从于现实世界，这就是悦乐意识的所谓“反抗”。但是当人们对某种价值信念产生绝望、怀疑时，往往会转而走向否定和舍弃价值关怀本身，这固然无可非议，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身而出，抗击世界的残暴、冷酷，或许，只要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不落井下石，只要能够做到“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责怪他。但对于一个，却远不能这样看。我们绝不能由个体的某种选择推导出对价值关怀的否定和舍弃。如此这般的推导，只能导致对世界的残暴、冷酷的默许。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欺诈、哀伤、眼泪、哭泣、叹;、呼告，面对这一切，怎么能设想有人竟然能够拈花微笑、消遥自得呢?在此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悦乐意识是犯了无罪之罪，是在强化黑暗而不是在驱散黑暗?而且，凭藉事实形态去控诉现实世界，这更令人疑窦丛生。试想，从价值关怀回到价值虚无，回到“吾丧我”的生命本然，又怎么可能指控某种价值关怀的迷失，又怎么可能成为人类生存的根据?因此，不论这种容忍现实世界的毅然抉择对人的某种处境的揭露何等尖锐、何等深刻，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又是何等勇敢、何等执着，对它本身，我们还不妨认定，仍旧是十倍的黑暗和丑恶。何况，从深层的意义看，悦乐意识与忧患意识其实并不矛盾。不论是对历史规律、礼治秩序和天道的固守还是拒斥，究其实质又都是对于生命存在的困惑的遮蔽，或者把生存转化为，或者把生存转化为自然，但就是不是自己，因而都是对于个体自我的否定。还有人认为悦乐意识追求的就是个体的自由，其实这里的个体和自由统统不是针对社会而言。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个体、自由。不过，在对个体自我的否定上，悦乐意识又确乎不同于忧患意识，假如说忧患意识对个体自我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不能明确区分人与对象自然上，悦乐意识则表现在不能明确区分人与主体自然上。;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从根本上讲，禅悦意识与悦乐意识无甚大的区别。都是对个体自我的否定。正如今道友信所指出的：禅悦意识中的自我决不是现象界中自由地生活或绝望地受苦的“自然的自我”，而是“消遥的自我”。这“消遥的自我”显然不是人格价值独立的自我，而是丧失了主体性的自我，泯灭了自我的徒有其表的自我，或者说，是非人的自我。不过，禅悦意识又毕竟与悦乐意识不同，它远为深刻，诱惑性也更强。具体而言，禅悦意识是悦乐意识的演进形态。为什么这样讲呢?如前所述，从庄子开始的悦乐意识所建构的自由境界是“安时而处顺”的重返生命本然。但这里的重返生命本然却是以“无语独化”的山水自然为中介的，它着眼于山水自然的本然状态，并且要求主体服膺于这山水自然的本然状态。这样，就不能不遗留下一个重大的失误：这就是它固然开创了从价值生命回到自然生命的东方式的生存之路，但它还毕竟沾滞于外在的自然生命。它的本意是要确立一个虚无化的人间世界，结果却往往阴错阳差地确立了一个虚无化的自然世界。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再进一步推倒这外在的自然生命，从实在的自然生命转化为空灵的自然生命。毋庸讳言，这正是玄学的一大贡献。它提出“人性以从欲为欢”，这样“情”（个别、特殊）就第一次地先于德（一般、普遍），而“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既然“无”无法规定“有”，“有”就自己规定自己。这样事物就没有了共同的本质，或者说事物就走向了自己的本质。在这里，甚至不是“存在先于本质”、现象即本质，而是存在之外没有本质、现象之外没有本质。所谓“块然而自生”，“物各自足”，或者，“即有即无”。人性又被设定为距离自身最近的“自性”，这样，它就把自然世界转化为人格理想。禅悦意识则把中国的往往越过个人真实的欲望而直接走向空、无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进一步把人格理想落实到根本连人性一笔勾销的“佛性”之上，它不但取消社会的合理化，而且取消自然的合理化，不但看破红尘，而且连看破红尘也看破，结果既无世可出，也无世可入。“即有即无”转换为“非有非无”。这就从根本上道破了悦乐意识追求外在的自然世界的失误，并且最终摆脱了一切作为对立面的“物”的纠缠，使自由境界不是奠基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也不是奠定在人格理想的基础上，而是奠基在一种悟彻心境、一种本体的基础上。面对“生死怖人”的烦恼，它根本不去化解其中的实际内容，而只去化解包含在其中的执着意识、心理，这样，“逍遥”就取代了“烦恼”。如此看来，在正确地脱离了“物”的纠缠(摆脱了对象性思维或二分的世界观)之后，禅悦意识同时又不正确地脱离了终极的价值关照，脱离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爱心，于是，禅悦意识最终成了一场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游戏，成为对于价值关怀的最为全面的拒斥，对于人和对个体自我的最为自觉的扼杀！这，就是我们在禅悦意识中看到的真实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