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3)

然而，毋庸讳言，以往人们对此的认识，在传统与简单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误区：在总体上，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竟然是否定的！难道历史上如此伟大的文化竟未能抓住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至于今天看来，其本身已不再表现出其他任何普遍意义而只能通过外部引进或者内部重建？难道代表了人类根本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文化只能有一个而且只能在西方？难道中国传统文化只配在古代指导人们追求理想的生活？难道历史的延续性只表现在今天对昨天的鄙夷、嘲笑、悬置、否定、背叛或者唾弃？难道漫漫乎长达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还没有屈指可数短短仅有几十年的思想认识来得厚重而深邃？难道只有今天的人才算得上是绝顶聪明、是智者而前贤往圣则不是白痴就是傻瓜？难道仅凭一句“与时俱进”就可以数典忘祖、忘乎所以，就可以对传统文化大言不惭地表示不屑或者不齿？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要断言凡是传统的必定是过时的？凭什么要断言中国传统文化必定不适宜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凭什么要断言先秦儒家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墙头草”或“和事佬”，或者说，是不辨是非、没有原则的“折衷主义”？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今天看来，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已无疑于一场因由痛恨专制而迁怒于传统文化的话剧。在这场话剧中，当极端情绪化的人们把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专制政治的帮凶并对其极尽狂轰滥炸之能事的时候，其实为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异化形式而已。然而，他们却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反专制、反异化正是传统文化的一贯主题。也就是说，为他们所鞭挞的，在事实上，正是为传统文化的建设者们所不齿的，而为他们所渴望的，也正是为传统文化的建设者们所梦寐以求的。于是乎，正当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善恶美丑地把全部传统文化斩草除根、扫地出门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也只能是在剪断自己的脐带，阉割自己的，挖掉自己脚下的土地并试图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已。而所谓“中西文化之争”，今天看来，已不可简单地归结为新旧之争；准确地说，它是两种分处于不同阶段的文化却在同一时空中相遇和碰撞的结果。西方文化固然“新”，但它却并不是传统文化的“之果”；中国文化固然“旧”，而它也不是西方近、文化的“生命之根”。就一种文化的器物层次和制度层次而言，新的固然比旧的要好；但就其价值层面和根本精神来说，旧的未必就不如新的。试问：西方近、现代文化，又何尝背离了古希腊的精神？正相反，古希腊文化的率先进入近代，又实乃人类之一大幸事。倘若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又岂非人类的悲哀？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一种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根本、代表了人类某种根本精神的文化是不会灭绝的。希腊文化在沉寂了长达千余年之后，不是奇迹般地复兴了吗？难道我们也要先死后活，重蹈西方中世纪的覆辙，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断然后再让后人去复兴吗？然而，那些鼓吹传统文化不适合现代生活的人们也许会认为，现代只有一个西方模式，现代文化也只有一种希腊精神，但事实将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们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其伟大的核心精神而获得了开放的性格并使之不仅在过去能成功地融合异域文化，而且时至今日，它仍将会出色地笑迎新的挑战。因为它的本质与核心不是别的而是“道”。尽管“道”之难言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但我们从中国思想史上历朝历代、各家各派对它的反复解读和不断诠释之中，仍可以有效地捕捉到其基本特征并由此而把握住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因为传统文化总是遵循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路来理解人与自然的。而“天人合人”，则又正是传统文化的最高道德理想和境地；同时，它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然而，它却并不是人与宇宙间关系的一种简单的比附，也不是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某种神秘的契合，当然更不是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平面化、直线式理解。尽管这一切都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探索“天人合一”过程中所留下的一道道思维的痕迹，其本质内涵乃是一种追求或者说信仰，而且这种追求或信仰的指向和指归，就是人与兽、义与利、生与死、王与霸、夷与夏、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自然与人文、必然与应然等等的完全、完整和完美的和谐与统一——其中，不缺什么便可谓之完全、它外无物亦可谓之完整，而没什么超越，则便可谓之为完美；也就是说，这种追求和信仰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应当说，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它们是通过理性地思考人类终极命运而得出的必然甚至唯一的结果。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即使百思不得其解并为现实悖论所困扰的庄子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庄子•大宗师》）；与此同时，也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西方学者对自由世界的论证，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证明，他们都无一不遵循着这样的一条思想理路：人类的最高理想必然要合乎而规律自身的发展也必然要通向这个美好的理想。然而，今天看来，其中，大概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十分明确地将这种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与追求等的指向和指归完全、完整和完美地总体概括为“天人合一”这样一个至平且易、生动形象的人文命题，才能明白无误地将其自然、自发与自觉地全面提升至“道”这样一个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思想高度并使之形成为纳上下、合内外、上下贯通、内外圆融的核心精神；而且今天看来，这一切的一切已然不是什么仅仅属于本书的敝帚自珍、一孔之见、妄自尊大或者妄加揣度而是古今中外越来越多有识之士们的共识。

然而，在通过从“基本含义”、“论证过程”、“目的性质”、“个人命运”以及“程度”等等几个主要方面全面比较了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后，我们不无感慨——感慨于古今的相通、感慨于中外的相通、感慨于人性的相通，感慨于中庸之道原来竟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或者精神财富，感慨于它不仅属于中国、属于东方，而且还属于希腊、属于西方、属于古往今来的整个人类世界。其实，普天之下真正可以算得上是“精神”、“道理”或者说是“真理”的东西，总的来说，并不是很多，或者说是少之又少，而且少得已只剩下一个字或者说是一个词并被浓缩和吸纳于哲学思想里面。按照金岳霖先生《论道》中的说法，它在中国哲学中是“道”、在希腊哲学中是“逻各斯”（logos），而在印度哲学中，它则更被称作是“如如”：

;

从情感方面说，我总觉得印度思想中的“如如”（引用张申府先生底名词）最“本然”，最没有天人底界限。我们既可以随所之而不如如，在情感方面当然最舒服，中国思想中的“道”似乎不同。我觉得它有由是而之焉的情形。有“是”有“由”，就不十分如如。可是“道”不必太直，不必太窄，它底界限不必十分分明；在它那里徘徊徘徊，还是可以怡然自得。希腊底logos似乎非常之尊严；或者因为它尊严，我们愈觉得它底温度有点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我们在这一方面紧张，在情感方面难免有点不舒服（金岳霖：《论道》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