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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4)

2013-10-03 01:10
导读:; 这里金岳霖先生从情感与理智两方面入手,全面地比较了中国、希腊和印度的思想,准确地把握了古今世界三大哲学系列的总体特征,可谓启人心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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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金岳霖先生从情感与理智两方面入手,全面地比较了中国、希腊和印度的思想,准确地把握了古今世界三大哲学系列的总体特征,可谓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其中,如果我们将希腊与印度的哲学视为“两端”,那么中国的哲学,在总体上,似乎便处于这一“两端”的中间;而在情感方面,它给人的总的感觉是,既不“最舒服”又不“不舒服”,而是“怡然自得”。这便是中国的哲学,便是中国哲学思想之所谓“中道”、“中庸”与“中和”。这正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难怪乎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悠悠长达几千年而从未中断的历史;与此同时,这个“道”之所以能够从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容地走来、又从容地走过了几千年历史,正是在于“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在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它既可以说是所谓无形的“道”,当然也可以说是所谓有形的“德”,合而言之,即为所谓既无形而又有形的“道德”;它本自于天、包罗万象,普天之下所有的道理庶几乎都已被其囊括净尽、一览无余,职是故,“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说也”;它“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周易•系辞下》);它“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荀子•非相篇》);“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既如此,“又焉用知一求一哉”(《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又安事支离求之乎”(魏源:《老子本义•论老子》《诸子集成》第3册,第1页,上海书店,1986年7月第1版)?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吗?其实一个“道”字便足以让世人享用不尽、受用无穷了;而且这个“道”,具体在本书看来,就是所谓“圣人之道”,或者说是“中庸之道”。这正有如胡安国之所言,“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既如此,则的确“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说也”。

当然,思想或者思想史本身毕竟不可还原,也毕竟不可复观。于是乎,今天看来,古往今来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恐怕已没有人能够完全说得清楚、彻底讲个明白。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知识本身却并不枉欺。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林顿(Crane Brinton)才在《社会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中,将“思想史”这门学问十分明确地界定为:“一门对知识作追溯性的社会学(a restrospective sociology of knowledge)”(Crane Brinto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McMillan Company and Free Press, 1972.)。于是乎,我们便由衷地对“思想史”这门“对知识作追溯性研究的社会学”信以为真、矢志不渝;同时,知识本身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才这样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奠定巩固的基础”,并且相信“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理性”(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第71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5月版)。然而,现在做学问的,却常常要在读史之后要发一些空洞无物、无裨于事的感慨;而搞政治的,则又往往于历史茫然无知,宛如一切都是从他上任的那一天开始似的。但通过对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研究以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的比较研究,我们却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作如是说,脱离政治是做人的耻辱、是做学问的耻辱,而脱离学问则同时也是为政者的悲哀、是为官治政的莫大悲哀——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不自今日始”。此外,这更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道统”思想发展历史中,所谓“致广大”与“极高明”、“尽精微”与“道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以及所谓“道统”、“学统”与“政统”本是一体化的,或者说,它们本是连在一起的一对对相辅相成的思想理念。正所谓“儒者之道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人类一日不灭,圣道一日不亡也。”(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民国十九年刊本)总之,人是政治的动物、是社会的产物,而思想或思想史则又是历史的积淀和回声。那么就让历史来告诉未来:“诗无隐志”,“道无隐情”,“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与此同时,也让未来去告慰历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行文至此,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完整地回顾一下董仲舒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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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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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这里出现的几个“道”字并不是多义或者说是多元的(其实后主义之所谓多义、多元本身也不过是一元的),在本书看来,从本质上说,也都不过是一个意思——它仅仅在于先秦儒家纳上下、合内外、上下贯通、内外圆融的中庸之道而已;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来认真地回味、体认和感悟一下《中庸》里面的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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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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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小段极富性的简短话语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所谓神秘而不可确知的东西。《荀子•天论篇》中有云:“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既如此,则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矣!夫复何言?如其言:“至诚如神”——对此,我们不仅信以为真,而且更加深信不疑。

最后,还是让我们情随事迁、有感而发,具体地就当下之所谓“学术”与“工作”两个方面而写下如下三段十分粗俗而浅显的话,并以此来为本书暂且画上一个近于圆满的句号。

我们曾不只一次地这样想过,一个人文学者总是应把学术研究与自我对人生的体验紧密结合起来的,把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并把做学问、写文章、发表作品和出版著作作为自我生命的一个流程。然而,过去也包括现今的一些学者们,其文章之所以总给人留下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这样一种感觉,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其说出在文字表述方面,则不如说他们自己尚未把研究的对象看作是活物;换句话说,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那么还能指望其文字能够活奋和跃动起来吗?此外,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是乐于说别人说过的话,或者至少总是在用别人的说话方式来说话。此其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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