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在儒学义理、考据、训诂和四个学术面向(3)

如果从差别处这一方便法门入手寻得了某一物事所蕴含的道理，是否就意味着格物、诚意的完成进而圣人施教天职的实现呢？曾国藩不赞成对圣人施教天职的这种简单化处理，他认为，因为物事是无穷无尽的，物之理遂亦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即物求道之格物与身体力行之诚意就不应有停止的时候；如若停止下来，则仁就会有所不“成熟”，而义则亦会有所不“精炼”。这样，并不在于圣人是否能够完全把握仁义之道，而在于常人因此而在接近仁义之道的道路上停顿下来而可能产生前功尽弃的后果。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格物诚意；圣人是不可能停顿下来的，他们会孜孜不倦地引导着常人进行着不懈的追求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负有施教天职的圣人施加了压力，倒不如说是对千千万万的常人的格物诚意增加了动力。很明显，在儒学内部心学与理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争执中，曾国藩不仅选择了理学的立场，而且凸显了工夫（诚意、力行）的意义，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格物，还是诚意，其中所蕴含的行的成分比知的成分更重。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从理论上设定和宣扬工夫的无止境性，进一步深化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事实上，照曾国藩的理解，圣人的施教天职有两个方面的展开，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格物诚意去寻求仁义之道，二则是通过礼乐的约束以恪守仁义之道；如果说前者是内在的心意层面的教化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层面的教化。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种理路汲取了船山之学的精神，所谓船山之学的精神就是“内仁外礼”。“内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礼”就是“显以纲维万事”。（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72页）仁是体，礼是用，“内仁外礼”就是“明体达用”。但是“内仁”是“幽”，看不见；“外礼”是“显”，透露在外边。承继着这样的理路，曾国藩进一步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同上，第129-130页）曾国藩又更加简单明了地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同上，第61页）所以李鸿章说曾国藩的“学问宗旨以礼为归”。李鸿章还认为，在曾国藩，从天地万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盐，都是他的礼学的对象，都是有礼可循的。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

严格地讲，李鸿章的把曾国藩的学问概括为“礼学”并不全面，因为这种概括极容易产生曾国藩只重视“外礼”而忽视“内仁”的误解。实际上，曾国藩的“礼学”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在曾国藩，如果说“外礼”是活水的话，“内仁”则是源头。他崇信二程“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二程集·程氏外书·龟山语录》）的理路。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张行“周礼”，但王安石是从富国强兵的“利”出发，二程的出发点则是“《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二程集·程氏文集·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也就是“内仁”，而认为行《周礼》就是“外礼”。曾国藩一贯主张“不诚无物”（曾国藩，2001年，第25页），当然也就“不诚无礼”。“《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概括起来就是仁，所以也就是“不仁无礼”。但是，在“内仁”与“外礼”的关系上，曾国藩并未“销礼入仁”，取消“外礼”的实际意义，相反，曾国藩十分重视“外礼”的作用，他曾主张“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诚”、“舍礼无仁”，否则，李鸿章就不会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了。总而言之，曾国藩认为圣人施教时应将“内仁”与“外礼”融为一体，而不是单论“内仁”或单论“外礼”。当然，常人受教时亦应“内仁”与“外礼”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颇。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四

如前所述，面对汉宋之争，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表现出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理路。实际上，综观曾国藩的整个学术，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调和汉宋以渐息争执而止步，而是向着超拔于汉宋学术大胆地向前推进。曾国藩的这种超拔可以用“务实”两个字来概括，因为他不仅在“务实”的意义上找到了汉宋学术的契合点，而且也是在“务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汉宋学术的超越。总的来讲，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在“务实”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讦；而这种欠缺放在内圣与外王的语境下，就表现为过于内倾自闭而缺乏外在事功，即内圣与外王模型的失谐。在坚持“内仁”与“外礼”融合为一的基础上，曾国藩也坚持内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坚守程朱义理，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力求通过外王的开拓实现对汉宋学术的超拔。当然，曾国藩的身世、经历和其所处的也决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与前代不同。

“务实”是曾国藩终生恪守的价值理念。他主张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181页）针对当时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毋以诗书为迂阔”，“非圣之书，屏而不读”的理路，曾国藩主张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同上，第224-225页）务实的精神还表现在曾国藩实际的主张中，比如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自尊自强。他提出了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清史稿·列传一九二）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清乾隆朝开始，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礼仪。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曾国藩则认为，要取得别国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强的实力上，而不在装模作样的虚仪上。这些务实之主张颇得后人的赞许，有评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同上）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务实与经世致用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渐渐复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强调在“义理”、“词章”和“考据”三种学问之外诗文还应表现“天下之才”，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曾亮也认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学”，他批评“考证性命之学”无事于读书穷理，而陶醉于经生章句，了无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经世精神。作为桐城派“中兴”重要人物的曾国藩不仅受到桐城派学者的，也深受龚自珍和魏源等站在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思想家的影响，所以，曾国藩治学也非常倡导理学服务于现实。据其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曾国藩听后“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2003年，日记，第88页）曾国藩一生虽坚守程朱理学，但他着力发挥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