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在儒学义理、考据、训诂和四个学术面向(4)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注入了西学的。此时许多经世思想家虽坚守程朱义理，但他们重视应变求新，开始关注和西学。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核心便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和“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艰难选择。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文章要则并非曾国藩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和“多闻”四事为作文之要。但是，曾国藩所言的“经济”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和制造机器等新内容，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了一步。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同上，奏稿，第588页）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术在曾国藩那里已退居次要，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他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有了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经世济民的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始终是在义理与经世并重、内圣与外王并举的理论模型下展开的。或者说，曾国藩在坚守理学义理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但他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他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同上，文集，第205页）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的关系，因此“经济”之学从属并服务于“义理”。因此，曾国藩认为，“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在为晚清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他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儒学义理之意，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学和办洋务其终极目的是强化“义理”进而维护道统。故而，他反复明言治学“莫急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等，（同上）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航标。但是，在曾国藩，西方的器数之学确实可充实传统儒学的“义理”，即“经济”可强化儒学“义理”。这样，实际上曾国藩把“经济”嵌入了儒者之事。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

曾国藩一方面宣传“义理”和“卫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经济”和学习西学，这种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对儒学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心态。重要的是，曾国藩的这些主张，尤其是其在洋务运动中对“经济”之学和学习西学的主张，在儒者和国人看来均是陌生之事，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畴得以丰富和发展。;

曾国藩，2003年，曾国藩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 1990年，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

;;;;; 2001年，曾国藩全书（第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光绪刊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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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Zeng Guof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