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指出，新左派的“自由主义性替代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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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得到关于现代性的第二个一般问题是：现代性需要一种不应批判的正当性论证或自我确证，抑或需要一种应当批判的动力机制？

;;; ３、权力抑或批判：福柯－哈贝马斯之争的问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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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争论是所谓“家庭内部之争”，那么，与福柯的论战则称得上关系到某种根本性问题。与伽达默尔－德里达交锋一样，哈贝马斯－福柯论战，通常也被认为是当代思想界德－法之争的一个典范。其实，所谓福柯－哈贝马斯论战，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唇枪舌战，甚至称不上一场真正的笔墨官司。八十年代初，福柯提议与哈贝马斯就一些双方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一场真正的面对面讨论，哈氏建议以“现代性”为题，但福柯借口该题目太大而不予首肯。其后，福柯的猝死使这场讨论永远失去了可能。但是，福柯生前的最后长文之一《何为启蒙？》被认为是福柯就现代性这个题目所作的最后陈词。在该文中，福柯不点名地批评了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则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个讲座》中用了两讲篇幅予以回应。麦卡歇（T. McCarthy）曾说，在后现代主义诸家中，福柯显然是哈氏最为心仪的论辩对手。哈氏在比较后现代论者的异同时，也曾明言：“阿多诺的被管理世界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比之海德格尔关于作为工具性座架的技术，或是德里达关于政治秩序的极权主义本质的学究气十足的著作，更富启发性，也更加非形式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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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出于对这场流产的辩论感到婉惜，美国的一群好事者根据福柯晚年在法兰西学院作的《两个讲座》（７６年１月７日与１４日）以及《批判理论／思想史》、《述说真理的》，与哈贝马斯后来被收入《现代性哲学话语》中论福柯的《两个讲座》，以及《瞄准在场的心脏：论福柯〈何为启蒙？〉》等文，重构了两位思想家的论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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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分歧的焦点是维系权力与话语的东西。在福柯那里，权力本身就是话语的，并且批判只是维系着权力的诸多话语实践之一。而在哈氏那里，批判的角色即使在屈服中也要把住权力，然后证明在伦、政治学和社会理论中从语用学上预设的普遍规范为正当。因此，话语与权力就是自主的领域，而这正是某种福柯会否认的东西，因为福柯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权力不涉的话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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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卡歇讨论了福柯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六个异同点，这有助于我们勾勒这一论战的简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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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在两者都寻求通过将的水平转移到社会实践来改革对理性的批判的同时，福柯（跟尼采一样）把这一改革视为导向一种激进的批判（就“激进”这个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也即从根基上对理性主义实施攻击）；而哈氏的批判理论则追随着黑格尔和马克思，将批判理解为旨在获得一个更充分的理性概念的有限制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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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在两者都寻求超越现代西方思想的主体中心性的同时，福柯把这一点理解成“人的终结”及其相伴随的人文主义诸概念的终结，而哈氏的批判理论则试图重构主体性与自律概念，这两个概念既与个性的社会维度，也与社会行为的情境化特征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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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在两者都承认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并且承认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反思性的同时，福柯把这一点看作既不能与真理诉求的语境的超越性，也不能与一般社会理论的意图相容；而哈氏则寻求将语境主义与普遍主义结合起来，并且建构对既存社会秩序的起源、结构与趋向的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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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在两者都拒绝把参与者关于他们的实践的观点当作理解他们的最后陈词的同时，批判理论确实把它们当作最初的陈述，并且寻求将它们纳入试图从那些观点中获得批判距离的过程之中，而系谱学坚决地不把参与者的视角跟一种外在者的视角搅在一起，在这种外在者的视角中，参与者的有效性诉求并不被纳入，而是被加括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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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在两者都批评体制化的人文科学并把它们视为卷入更加密集地编织训戒与统治之网的同时，福柯把这一点理解为一种总体的控诉——系谱学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反科学”，而批判理论则把他们的批判指向社会研究的特殊形式，同时又在寻求界定与发展那些并不单纯是工具合理性的延伸的别种社会研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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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在两者都把对表面的理性实践所作的批判看作拥有打破它们对我们的掌握的实际目的的同时，福柯并不认为系谱学是服务于理性、真理、自由与正义的——它们都脱不了与权力关系和权力效果的干系，因为它们久而久之便与社会生活共存，事实上就是由社会生活构成的，而哈氏则把意识形态批判理解为减少这种权力关系与权力效果，理解为由不再是工具合理性意义上的理性的社会安排，来替代这种权力关系与权力效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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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言之，福柯断言，不存在权力不涉的话语，而批判只是诸话语实践之一。哈贝马斯立即反驳道，福柯的这一断言，要么仍然陷于自我指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要么就是犬儒主义地承认，批判就是纯粹的党派性。哈贝马斯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福柯的三项指控：１、由于仍然解释学地陷入其始发情境的历史学的不情愿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２、由于与只能把自己理解为一种依赖于语境的实践事业的当下相关的、分析的不可避免的“相对主义”；３、由于不能解释其规范基础的批评的任意的党派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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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来，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只涉及理论（或话语）批判的可能性问题。其实，这一争论还有着深一层的问题背景，那就是：两者对启蒙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对哈氏来说，启蒙意味着现代性的规范内容，这些规范内容作为理想曾经屹立在现代的开端，尽管这一理想或多或少地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遭到了扭曲，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些理想已彻底破产（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这就是哈氏众所周知的“现代性——未完成的方案”的核心意义30）。而在福柯看来，启蒙或现代性只意味一种批判的气质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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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康德的这篇文章时，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气质（ethos）的东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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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福柯－哈贝马斯之争的关键是：现代性是否具有规范性内容，抑或仅仅意味着一种态度或气质？这也就是我们得到的关于现代性的第三个基本问题：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无规范的、任意的、完全情境化的批判态度和批判气质，还是一种有着一定的规范内容的、有限制的、更为合理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