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指出，新左派的“自由主义性替代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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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伴随着现代性概念到来的，会是一大堆与时间性有关的概念，如未来、革命、进步、、世界历史、精神、危机、解放等等43）。当问及现代性为什么是正当的，或用“人义论”色彩十足的话来说，现代性为什么是好的与可欲的，现代性正当性论述的经典表述就成了这样子：因为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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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将赌注押在了未来上，这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之点。柯施利克（Reinhart Koselleck）把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概念化为“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的分野，而现代人的历史时间观念则以期待视野对经验空间的占先为标志44）。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将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界定为“现代”，而“现代”在他的精神辩证法中则被界定为：划时代的新开端被设想为永远在每一个诞生新事物的时刻重新开始，即新时代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获得再生。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的这一现代性概念译解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主题：能够而且不必再从过去时代中借用标准；它得自行创立自己的规范；或者用哈氏的交往理论来说，未扭曲的现代性以现代的参与者对共识的冒险的探索成就来确保自身。这些理解无一例外地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看作一种从未来中提取正当性的论辩。本书将这种论辩称作“透支的想象”，并且认为，现代性的诸问题多少已包含在对现代性的这种理解之中，而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同样也蕴含在对这种理解模式的改造中。

;;; ３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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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涉及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而这恰恰构成了现代性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的另一极。如果说前述两个方面关乎现代性的基础与架构，那么动力机制则关乎现代性的不断修复与维持。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自始就伴随着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两者几乎共生同源，相互构成。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仅仅理解为现代性的自我合法化与主题化，就不能说明现代性哲学的历史全貌。而后现代主义妄图从超验的断裂中获取对现代性批判的合法权，恰恰不过是延续了反现代性话语（counter-discourse of modernity）的传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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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可以说，卢梭与休谟开始了对现代性由以确证自己的那些基本原则——如理性与进步等——的大规模反思与批判。经由卢梭与休谟，康德才有了既要为理性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又要为理性划出有效边界的努力，然后才有黑格尔的整合康德式分裂的图谋。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知识取代启蒙的主体中心理性的做法，引起了马克思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不满，从而开启了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和其它黑格尔左派认为理性并不像启蒙知识分子所信奉的那样是“纯粹的”，它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与传统，社会与权力，实践与兴趣，身体与欲望交错在一起。与“在现代性问题上，我们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同代人”之断言相一致，哈贝马斯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如尼采英雄非凡地宣称哲学的终结，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式”的告别，还有海德格尔对哲学的戏剧性超越，都只是自青年黑格尔派以来一以贯之的声音中的几个主音而已；而当今有关哲学终结与现代性终结的论战，大致也只是这些先前的主题的回声和变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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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终结的宣称中（不管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还是以尼采与福柯的系谱学，也不管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基，还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之名出现），后现代主义集中火力加以攻击的就是自我肯定和自我扩张的主体中心理性概念。麦卡歇曾道：“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因此成为对一种破产了的文化的批判的序幕。”他进一步将这种批判概括为下列精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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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进的批评家典型地以规则、标准以及那些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与地点被理解为理性言行的东西的产物的偶然性和惯例性，来对抗用笛卡尔－康德的观点来界定理性的需要；他们以不可公度的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无法还原的多元性，以真理、争论和价值的无可救药的“地方”性，来对抗普遍性；以经验来对抗先验；以可错性来对抗确实性；以异质性来对抗同一性；以碎裂性来对抗同质性；以符号的差异系统的普遍中介（索绪尔）来对抗自明的给定性（“在场”）；以拒绝任何形式的终极基础来对抗无条件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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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应，理查德·沃林也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妖魔化与他们对理性的无端厌恶视为同出：与理性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关于人们可以从科学的不端行为追溯到理性的原罪的臆断，也许是这个年代最为致命的思想倾向之一。按照这个观念，科学仅仅是形而上学理性之“现代的”、当前的具体化而已。“逻各斯暴力”犯下了在真和假、美和丑、本质与表象之间作出区别的原罪。我们被告知，恰恰是作出“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区分和判断的这种行为无耻地纵容了等级制度和排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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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假如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那么后现代论者的现代性终结论就显得颇为可疑了。后现代论者认为现代性由以确证自己的基础与合法性已彻底丧失，于是，他们不得不或是诉诸狄奥尼索斯的迷狂的力量，或是诉诸前苏格拉底的诗－思，或是坚持一种不带任何元立场的解构的游戏，或是求助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反抗。本文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自我批评机制的正确认识之上，因而都无助于现代性问题的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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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 1、 关于这两个主题的讨论，参看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与《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的命运》，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 2、 参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 3、 参汪晖：《关于性答问》，见同上书，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 4、 参汪晖：《导论》，载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页。
;;; 5、 参刘小枫：《现代性绪论》，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４页。
;;; 6、同上，第３页。
;;; 7、同上，第２９９、３０１页。
;;; 8、同上，第３３２页。
;;; 9、 参刘小枫：《六译圣人赞》，载《读书》，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 10、 参刘小枫：《刺猬的温顺》，载《书屋》，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 11、 刘小枫《六译圣人赞》谓：“青年施特劳斯听过海德格尔讲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后，跑去对罗森茨威格说，‘与海德格尔相比，韦伯简直就像个弃儿’。与施特劳斯相比，哈贝马斯、罗尔斯、麦金泰尔同样如此；与廖平相比，熊子、冯子、牟子同样如此。”参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