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指出，新左派的“自由主义性替代论(5)

三、性话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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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勾勒出了现代性哲学的基本视域，这一视域是由批判的视域——本书仍把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界定为左派（偏中）批判理论，而非当今许多学者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与以下三种基本视域交叉构成：１、在与新保守主义的论辩中，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关于现代性的可批判理论；２、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哈贝马斯将自己的态度界定为关于现代性的应批判理论；３、在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界定为关于现代性的更为合理的批判理论。由于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关键位置，前述三个基本的争议，大致标出了现代性哲学的当下状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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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应，如果我们将哈贝马斯与当下现代性哲学诸言路代表人物之间的对话，置换成关于现代性的更加一般的问题，我们也就得到了现代性哲学的三个基本主题：１、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或哲学奠基问题；２、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或正当性论证问题；３、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

;;; １、现代性的自我奠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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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是一种“基始”之学，一种“根据”之问。自从希腊哲人最早对哲学作出这个规定以来，它就一直成为“哲学”一词的基本内涵。现代性的哲学也不例外。浏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当能发现这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什么是现代性的基础？现代性被筑基于何种根基之上？自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哲学的这种“基础主义”发动攻击以来，现代性自我奠基的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更为清晰地反衬出来了33）。伯恩斯坦曾经指出，“基础”与“阿基米德点”是西方哲学的两个重要隐喻。在现代，笛卡尔最早开始使用这两个隐喻34）。对“基础”的渴望主宰着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罗蒂将这种倾向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35）。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干脆将这种寻根思维挖到了赫希俄德的《神谱》36）！美国学者舍阿格则认为，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声称要为哲学重新奠定基础，以揭示出永恒不变的牢固出发点，一部现代哲学史似乎就是不断改变这个阿基米德点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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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中，伯恩斯坦这样界定他所说的“客观主义”：“我用‘客观主义’来指谓这种基本信念：存在有或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或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最终可以诉诸这些模式或框架。”客观主义则与基础主义有关：“客观主义与基础主义以及对于一个作为基础的阿基米德点的追求密切相关。”“客观主义者认为，除非我们能以一种严格的方式奠定哲学、知识或语言的基础，否则就不能避开激进的怀疑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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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这个奠基者当然是笛卡尔。哈贝马斯在规定《后形而上学哲学的主题》时，将这个意思表述为：“从笛卡尔开始，自我意识，或认知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了解开我们对对象的想象的内在和绝对可靠领域的关键。正由于此，德国唯心论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才接受了主体论的形态。自我意识或作为先验能力的自发源泉被提升到基础地位，或者作为精神本身被提升到绝对高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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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序言”中，哈贝马斯却说：“自从十八世纪晚期以来，现代性在话语中已被提升为一种‘哲学的’主题”40）。这就是说，现代性话语只有到十八世纪晚期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以为，这不可能意味着现代性的自我奠基迟至十八世纪晚期的黑格尔才开始，而是说：肇始于笛卡尔直到康德的现代哲学已渐次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为理解一个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往昔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新时期寻找一种基础，这种意识在十八世纪晚期的黑格尔那里才达到完全自觉。众所周知，现代哲学中的奠基意象虽然来自笛卡尔，但笛卡尔并不把自己的工作主要看作是对现代性的奠基，而是对经院哲学的修缮。这样，我们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哈贝马斯整理现代性哲学话语的系谱时，首先提到的是黑格尔而不是笛卡尔与康德（当然，他们也被编织进黑格尔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主体性——的背景之中）。首先，哈贝马斯隶属于从黑格尔，经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黑格尔－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从黑格尔入手清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重述其题旨与话语规则，并且回答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挑战，是其最熟悉的套路。其次，对哈贝马斯来说，现代性既是一项尚未完成的方案，又是一个有待重构的问题。因此他更注重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及其反面话语（counter-discourses），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现代性的正面论述。所以，哈贝马斯反复申言，黑格尔并不是第一位现代性的哲学家，却是第一位现代性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当下性：“在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问题上，我们都仍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同代人。”

;;; ２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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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中的正当性问题显然与奠基问题相关，但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说前者提出与试图解决“世界的基始或基础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后者则提出与试图解决“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好的（善的,good）与可欲的（desirable）”，或者，“什么样的世界才是好的与可欲的”问题。同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既与现代性的奠基问题相关，也与现代性的正当性问题相关。就前者而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也是一种须有明确且稳固的根基的要求；就后者而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则标明了另一类要求：即这一根基不仅是稳固的，而且还是正当的、好的与可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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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扬曾把现代性的正当性论证精当地概括为一种与神义论相对的人义论：“如果不就时间而以结构的思想形态为标志，那么，英国革命下的‘感觉主义’、法国革命下的‘启蒙理性’、德国思想革命下的‘先验论’，可看作第一次现代性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合理性根据。相对用神义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论，第一次现代性就是‘去魅’神义正当性转而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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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论述因其简明有其优点。当然它不可能涵盖现代性的正当性论述的全部侧面。现代性导源于一种敏感的时间意识，现代性的正当性论述关涉现代性的自我想象，即现代性那种依赖于对未来资源的篡用来自我确证的倾向42）。“人义论”固然是现代性自我奠基与自我确征的主要特征，但是，为什么人竟然能够凭藉自身而称“义”，即为什么以“人”来奠基的现代性是好的或可欲的问题，仍然没有或主要没有得到回答。事实上，只有把现代性的这种我称之为“透支的想像”的维度考虑进来，“人义论”之说才是较为完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