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被称之为“语言的转向”（l(2)

从古典到现代，语词与实在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一到分离的过程，而作为这种分离之底蕴的，其实是真实性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语词的信任程度愈来愈低。而这又意味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实在本身层次、深度与复杂性的提高。语词与实在的分离意味着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而所指本身又进一步与自在的实在本身分离，因为，在文化的过程中，所指再也不可能是自在的实在，它成为文化的构造。这样，对于现代人而言，实在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作用，至少具有了三个层次：事物本身、作为语言所指的这个事物以及这个事物的语词。[10]从这个视角来看，文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们通过语词来装饰（甚至是掩盖）实在（包括自己）的技艺的提高。这就引出了语词世界是否真实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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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牢笼与观念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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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晚期性意识中，语词世界不仅仅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主体设立的主观世界，而且，它还位于实在序列之始。对于这一的人们而言，早先运用语言分化主观与客观的观念对于理解人类的处境已经不再是充分的。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比语词世界对于人类的更为强大的了。从功能性的视角而不是实体性的视角来说，语词世界恰恰是唯一真实的实在。这一论断必须与现代性逐渐凸现的它自身的如下本性联系起来，这就是通过文化来确立价值的意识的高度膨胀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的封存与终结。在人的视野中，所有的只剩下人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通过语词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德林所谓的“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倒成了铁的事实；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1]构成了现代人类面临的真实处境——暂不管二人所欲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能指”与“所指”的视角取代了实在自身的视角，现代人所谓的实在变成了古代人所谓的“所指”。

这本身乃是一个吊诡的事实，时代的理性虽然导致了语言与实在的最终分离，但同时，也正是它赋予了语词世界以根本的真实性。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现代世界把人与语言（符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人完全生活在语言符号的世界里。高度发达的信息、四通八达的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无所不在的机……人类生活在符号语言的统治中。这虽然只是“物质性的语言”或者说“语言的物态化”，但是它已经足以使人类困惑何谓真实的存在。语言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作用都显得无比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詹姆逊在他的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语言真正构成了一个“牢笼”。对于詹姆逊而言，语言必须作为人类思维的又一个新的模式来理解，如同经典力学、有机体、场所曾经所是的那样。“以语言为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奇怪的倒是过去竟不曾有人想到这样做过，因为在构成意识和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尽管其性质尚待确定。”[12]语言的优先地位与现代生活中蕴含着的文化信息联系在一起，詹姆逊指出，“用语言作模式或以语言为比喻的更为深层的理由必须在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是否代表进步这些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实际上，它就在当今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具体性质之中。这些国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世界图像：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的、虚妄的恶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13]我们整天面对着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无孔不入，进入我们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真正成为语言符号的表达者，但又不是人在言说语言，而是语言符号在通过人的言说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时代，人在语言面前不再能保持其曾经所是的主体位格，在很大程度上，语言符号控制了人。这就是人的现代处境。

另一方面，语言的实在性来源于语词世界——观念世界对于现代世界的巨大影响。语词世界作为人为虚构建造的世界，通过权力等的保障，占据着人们的意识与思想，它比原本所谓的实在的世界显示出了更大的力量与潜能。的神话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卡西尔在他的《国家的神话》中指出，在当代政治思想的中，最令人惊恐的特征就是新的权力——神话思想的权力的出现。[14]现代的政治家把两种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功能集于一身，他们“既以巫师又以手艺人的身份去行动。他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和神秘的新宗教的牧师。但他在保卫和宣传这种宗教的时候，又进行得有条不紊。他并不寄希望于机遇，每一步都做过很好的准备和谋划。正是这种奇特的结合成了我们政治神话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神话一直被描述为无意识活动的结果和自由想象的产物，但在这里我们发现，神话是按照计划来编造的。新的政治神话不是自由生长的，也不是丰富想象的野果，它们是能工巧匠编造的人工之物。它为二十世纪这一我们自己伟大的技巧时代所保存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神话技巧。从此以后，神话可以在与任何其他的现代武器（譬如机关枪和飞机）同样的意义上以同样的方式被制造出来。这是一种新东西，并且是一种从根本是那个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它已改变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个形式。”[15]所谓政治的神话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制造，就是通过观念（语词世界）进行统治的技艺。

牟宗三先生在其《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有四章专论“政治神话”。在他看来，现代政治神话与它的古代形态——神性与魔性混杂但以魔性为主导的英雄主义政治不同，它意味着一种“概念的”政治或者“主义”的政治。这样一种政治把语词的世界与实在的生活世界颠倒，并把后者虚无化，从而能够以观念世界来彻底摧毁后者，取代后者。例如，现代有些类型的政治神话以把“人的生命客观化，大公化，客观化到概念（语言）上去”为目的，人被提升到观念的层面上去，在这里，以身殉“道”（语词与观念）的庄严崇高的神性宗教情操下掩盖着的是“极端狠愎、诡诈、漆黑、虚无之魔性”。在这种政治神话中，“人民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格价值的，有生存权利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的，中性的阶级，类名，或者是未来的影子。所以把这一代都杀掉，也在所不惜。他们的杀不是张献忠的杀，而是依照他们的概念去杀的。这才是最深微的魔性。他们的概念、党，领袖，都是神性化的，然而却是神魔混杂的神性化。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神话。”[16]神话本来是集体欲望的表达，在政治神话中，个人的理性的与个体性的特征丧失了，个人的存在融入到集体的欲望中，这就有助于把意识形态不再作为语词的世界，而是作为实在的世界，作为行动的根源与动力而接纳进来。意识形态将所有的事实组织成一种可以为语言所完全穿透的绝对的逻辑化过程，在这里，没有不能被知悉的东西，只有没有实现的过程，因为，构成意识形态中心的，不是其他，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本性。正是通过它，存在被上升到逻辑的、概念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