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被称之为“语言的转向”（l

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被称之为“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不仅语言构成了的核心论题，而且世界与实在的秘密被认为最终深藏在语言的秘密里。维特根斯坦断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1]L·卡恩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1996）一书的导言中，也明确写道：“对于语言的、最终是对文化的，在取代先前对所谓的逻辑、或自我的文化源泉的研究。”[2]在《哲学的改造》中，阿佩尔索性把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视为哲学在现代所经历的根本性范式转换。语言的转向作为一种现象，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并接受，但是，它折射出来的文化信息是什么？这一转向如果作为现代现象的一个构成部分来理解的话，它表明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类处境呢？换言之，语言的转向之所以可能及其存在意蕴是什么？这些，都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考察。本文试图表明：“语言的转向”既标示着现代意识中语词（符号）世界在实在序列排序中的位置变化，也意味着人类的解放已经被放置在一种新的形式面前，我称之为“语言的解放”，它是人的解放在发达的现代所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所谓“语言的转向”其实质是新的思想论题的发现：如何从语词（符号与观念）世界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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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词世界与实在世界：从合一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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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早期，宗教与神话的力量着人的意识与行为，语言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魔力，词语不是被视为实在的命名或名称，其自身就被理解为实在。语言所构建的世界不是被放置在实在世界之外，而是被作为实在世界的构成部分。卡西尔指出：“所有的言语结构同时也作为赋有神话力量的神话实体而出现；语词（逻各斯）实际上成为一种首要的力，全部‘存在’（Being）与‘作为’(doing)皆源出于此。在所有神话的宇宙起源说，无论追溯根源到多远多深，都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语词（逻各斯）至高无上的地位。”[3]语词的实体化对于人类心灵活动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语言中固有的精神力量得以从中被理解的第一种形式；语词首先必须以神话的方式被设想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而后才能被理解为一种理想的工具，一种心智的求知原则，一种精神实在的建构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4]对于原始人类而言，事物是在语言中发源的，无论是《圣经》“泰初有言（道）”还是《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都表明了原始的“神话制作意识”（mythmaking consciousness）中隐含着的事物起源于语言的世界观：“实在之物的潜能即寓于其名称之中”，名称不仅指称其对象，而且就是其对象的实质，名实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5]这就是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如果不是创造者本身，也是创造得以展开的重要资具。[6]

随着人类文化走上理性化的道路，随着宗教世界观的逐步解体，语言的魔力也渐渐解除，它不再被视为实体，不再被理解为实在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表达实在的工具，一种对于实在的命名与摹写。换言之，在启蒙时代的理想中，从神话与宗教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就是要解除宗教与神话在事物与语词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接，一旦这种联接解体，语言就失去了作为自然实在的意义。于是，在词语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人们相信，存在着一种在神话时代没有被意识到的分别——真实与虚幻的分别，更确切地说，在真实性意识的等级序列中，语言失去了它在神话与原始宗教中所具有的优先性和创造力。对于神话时代的人们而言，语词与实在是同一的，语词不是人所能创造的，而只是人所使用的东西，由此，词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在实在世界之外增加任何东西，只是实在本身的揭示方式。在这样一种脉络中，不会发生词语世界是否真实的，因此也不会发生人为构建的语词世界或观念世界对于人类本身的奴役问题。语词世界对于古代世界观而言，不是制作的对象，而是敬畏和刻苦钻研的对象。在古代思想世界中，对于语词的使用总是为一种节制(moderation)和审慎（prudence）的态度所主导，通过语言而进行的工作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创制或造作，而是具有一种“述而不作”的性质。但是，在神话与宗教世界观解体的过程中，由于在古典时代被赋予创造者角色的上帝的形象被移植到人那里，人成了主体，世界成了被表象的图景或客体。[7]这就导致了如下的现象，语言或语词的世界也被视为作为创造者的人的成就。这样一来，语言在现代世界就被理解为人的创造活动所使用的工具。与这种图景相应的是，语言不是实在，而是思维或思想的表达，而思想观念本身又是实在的摹写或反映。这样，在现代人的实在序列中，语词的世界就被放置到了末端，它的真实性的系数取决于它所表现的东西与自然实在相符合的系数。语词世界的真实性最终要由思想的真实性尤其是自然实在的真实性来检验。如是，语言在现代思想中具有了双重意义，它既是开敞存在的方式，也是遮蔽存在的方式。

通过语言，现代人形成了对于世界的最初的客观视域或视域。换言之，语言构成了主观的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个界限。在神话时代，语言并没有承担上述界限的功能。古典时代的人类在对自然与世界的感知中，深沉地感受到了自然的幽玄性与人的有限性，“从起源上看，‘无限的直观’构成了全部有限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必要的补充，后来的神话的、宗教的、哲学的表达的雏形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于‘无限’给我们感官带来的重负之中，并且这种重负是我们一切宗教信仰的最初的和真正的源头。”[8]但是，在近现代思想中，语言以及它通过语词所构建的世界，越来越具有相对于自然客体的主观的意义。因为，对于现代的世界观来说，借助于语言而展开的说话与思维，并不是行动，语词、观念与理论的东西奈何不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具有自在性和客观性。通过语言的中介，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得以分离。语言总是向我们展现出一种严格的逻辑特征，它的强化对于文化的理性化过程发生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语言建构的世界，被理解为人类塞进事物中的东西，我们所认识的，毕竟是我们语词所建立的世界：“我们关于事物能在验前知道的只是我们自己所放进事物里的东西”，[9]它显现的只是语言的逻辑本性，至于自在之物或者说真实的事物本身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所达到的结论。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表述把语词的世界与实在的世界明确而彻底地加以分离，语词的魔力让位于理性与逻辑，语言在此成为人类表达思想所采用的工具，它所构建的世界与真实的存在本身具有显著的差别。这就是现代性早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语言所扮演的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