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被称之为“语言的转向”（l(3)

意识形态是近现代政治中的一个现象，它的存在不仅仅是现行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体现，更为主要的是，它包含着一种牟宗三所谓的“观念的灾害”。[17]一旦人们为虚假的存在观念所奴役，“观念的灾害”就是难以避免的。在人类上，没有什么比“观念的灾害”带给人类的灾难更为严重的了，更为可悲的是，它是人类自己带给自己的灾害。当人们坚定地沉迷于某种人为设定的存在“理想”时，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决断已经不能参与他们的存在形式，他们的存在反而为一种外在的观念所奴役。政治的神话所具有的观念的灾害比技术层面的武力镇压的隐患更为巨大，它或者是“杀人于无形”，或者是“以理杀人”。利用语词所建构的世界，利用未来的名义，利用美好与正义的名义，引导人民否定并自毁当前的自己与世界，牺牲或奉献当下的生命存在作为对于未来乌托邦的献祭。在政治神话中，正是正义、幸福与美好的语词而不是其他的东西颠覆了正义、幸福与美好本身。在政治的神话中，语词的世界统治着现实的世界，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势力，无法否定它的真实性。只能说，与自然实在的世界相比，它具有更高一级的实在性。语言在此构成了一个具有奴役性质的巨大牢笼。

这一语词的统治借助现代技术更是春风得意。随着现代技术的凯歌挺进，历史本身在古代所原有的对于语词的“淘汰机制”也被摧毁，人类进入到一个机械复制与技术保存的时代。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保存下来。这就是的古代人自信的如下言述不再有效：“凡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通过历史的检验的，都是真正优秀的作品。”这样一来，传统的东西不再仅仅是温和的面目，同时它的狰狞的一面也显示出来了。古代史家书写历史事件的“微言大义”或者“显白说辞”中的隐含着的“隐微说辞”就不再被注意，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外，追求历史真实性的现代理想更深一层地让我们逼近了历史的黑暗的内核，这样，历史书写的“正人心、易风俗”的教化意义淡化了。而历史书写中的语词所构建的东西也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找到根据。缺少了古代世界历史书写的审慎与节制的态度，又增添了现代性的创造的意识形态的激发，语词的世界的泛滥，已经使人们很难区分真假。或者说，真假的框架本身已经不再有效。所有的可能性都被视为一种正当的地方性视角。在这里，文化与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担负。因为，它们构成了语词世界的一部分，而语词世界的高度膨胀，最终导致了原有的真实性理想的埋葬。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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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词的奴役与语言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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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语言在已经成为一种奴役的最为根本的形式。这种奴役不同于界的奴役，不同于宗教神话的奴役，也不同于生产关系对人的奴役。作为一种未曾被充分关注的奴役方式，它具有如下的特点，它控制的是人的思想与意识，通过思想意识控制转而去控制实在。而且，这种控制与压迫又恰恰是以非压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通过语词世界来利用与引导人们，充分调动人们的“主体性”。因此，语词的压迫具有更为隐蔽的表现形式。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当我的世界的界限仅仅是语言的界限，这意味着什么？当“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又意味着什么？它体现的是现代人类的真实存在境况。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更为深切地理解所谓语言的转向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

在所谓语言的转向中，成了语言的批判，成了文化的批判，而不再是对逻辑、自然与自我的文化探源，换言之，不再是对于语词以外的实在世界的探究，而成为对于语词所构筑的世界以及语词构筑世界的技艺的探究。这是因为，语词世界在现代远比原本所谓的自然实在更为实在，它构成了人类处境中最基本的方面。文化与传统本身成了批判的对象，哲学本身成了一种活动。这意味着，语词世界已经成为侵入现代世界这一巨型机的一种病毒。语词的病毒只有通过语词才能治疗。对于传统与文化在现代处境下加以批判，成为清理语词的病毒的一种不得不实施的方式。在古典，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于古典（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但是，在传统与文化成为担负、语词世界已经能够遭遇怀疑的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只能通过对于传统与文化的批判、治疗或革命来达成。因为，传统与文化作为语词建构的世界，也已经构成一种自在的力量，它不再为人所能制约，相反，它制约着人的存在。它虽然并非没有解放的潜能，但也同样具有奴役人的巨大力量。

当然，语言的转向是个复杂的事情，在现代哲学中，语言被转向了不同的方向。以罗素所代表的英美哲学重视的是语言本身的逻辑特性，力图扩大语言的逻辑功能，试图通过语言工具的理性特征的强化，扩大对于语词所建构的虚幻世界的揭露与批判功能。但是对于逻辑的过分依赖本身，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意识到的那样，也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制造受害者与杀人者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本身，而恰恰是其内在的逻辑性，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导致了个体在独自孤立的状态中反对所有的其他人的可能性——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逻辑性的暴政”。[18]事实上，语言转向的另一条道路，欧陆哲学以及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方向，正是要把语言本身从逻辑法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恢复语言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原初的连接，语言应该被放置在生活形式与文化形式的层面上加以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的转向意味着一种“语言的解放”的旨趣与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语言的奴役与统治已经构成最为基本的压迫形式，所以，人的解放的类型也已发生了变化，“语言的解放”已经成为人的解放的最为基本的形式。能否从语言的奴役或观念的灾害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它绝非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位于人的解放的最深处也是最底层。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就不会把语言的转向视为哲学与文化的演进中的一条现成的先在，而后者正是我们在理解“语言的转向”问题时，常常不自觉地、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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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8页。

[2] ［英］L.卡恩《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页。

[3]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70页。

[4]; 同上书，第83页。

[5]; 同上书，第31页。

[6] 在《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丢卡利翁从地上捡起石头并把它们扔到背后，于是，从石头中就诞生了包括男人和女人的新的种族。而通过马科斯·谬勒的比较语言学，整个故事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这就是说，整个故事原来纯粹是一个双关语，是对一种两个同音同形名词“人”和“石头”的混淆。参见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