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异质性的事实本身致命地打击了理论的“(3)

　　面对“脱节的时代”，在人类解放理想的引领下，在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不断摒弃旧有的理论资源成为了学说建构的真实历史原像。我们看到为了设定体现人类利益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社会观;初步的唯物主义社会观帮助马克思注目于经济领域,并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指导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系统化，全面地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贯彻于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面，从而作出共产主义的历史结论。可见，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理想，为了设定和论证理想而创立科学工具，伴随科学体系的系统化，最终把理想全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在马克思学说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理论成分之间，理想与科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成，而在这种理想与科学的动态统一中，理想仍然起着主导的作用。为了设定理想，马克思就曾借助于科学的社会观，为了进一步论证和实现理想，马克思又把他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社会和历史领域。这就像为了让建筑不可动摇而不停地把地基夯实一样。[13]如果说理想成为了马克思建构的明灯，那么“面向事实本身”成为了其不断走出旧有理论的坚实地平，一旦站在了“事实”的地平上，马克思学说的建构才成为可能。

　　三、社会转型、中国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台湾学者首次将“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以来，对社会转型通常理解为由市场经济的建立所推动的社会变迁。同时，社会转型并非指社会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变革，而是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的社会整体的嬗变，其实质就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变迁。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揭示的政治发展一样，社会转型的方向不仅有正面的积极发展，也存在着消解的一面。就目前国内理论界来讲，我们并不缺乏对社会转型的描述性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讲，我们真正地作了“本质性”地把握。在本质主义看来，这有点不可思议，但追求本质却激荡着人们的豪迈热情，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对中国传统作了过多性的“哀悼”，但作为中国人总要启程。

　　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现实，社会理论，包括中国人，都将面临着“痛苦”的认同困境。特别在中国的大量西文本的引进过程中，出现了“尽管中国论者所援用的西方理论不尽相同、其理论渊源或理论脉络亦相当繁复，但是我们在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却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 第一，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第二，把西方论者迈入现代社会以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第三，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障碍而进行整体性的批判和否定；第四，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认真且仔细的研究；第五，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把它们视作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种种问题做非彼即此的判断。” [14]上述学者面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的批评是极其深刻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如何直面国际学术界，同时又能深刻地把握住自己的“中国问题”，这本身就迫使理论工作进行反思和检讨。到底怎么样才能具有“全球性”，怎么样才算把握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思考的实质在于，如果我们已经将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中，成为全球的一个构件，那么，中国的本身就是全球的，我们的中国学术当然理应是全球的。这就触及到一个最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全球的学术环境中找回“学术的自我”，如果我们仅仅在“西文本”中痴醉，满口不着边际的“学术黑话”，在一切悬空了的学术中，中国问题始终没有出场，而出场的，或将被推之出场的莫过于是西方的话语重演。我们的学术最好的命运莫过于成为了绝佳的“赝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这样一种追问: 即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建构怎么样的学术传统，或者说中国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是什么？而这样一个追问可以进一步转换这样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我们所建立的整个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是否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改革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它是否有助于承担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阶段的使命？它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更确当地认识、解释乃至影响这个阶段的发展？换言之，这30 年来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究竟能对世界的学术做出什么贡献？” [15]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学术建构中，能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指导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学术鹄的。

　　担当这样一种转型的理论形态，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假设排除非正常学术化因素以外，在国内的学术的“公共话语”中，能够把各自的理论汇聚为一种涵盖性极强的理论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具备了这样的实质要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实的理论指导中，有其理论上的合法性根基。马克思主义首先具备“全球性”，可以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些年来非常活跃,其理论研究水平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反对“洋教条”, 反对“面向文本本身”的纯粹学究的态度, 但交流和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握到了他们的现实问题，而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讲，像科亨、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这样的学者有很多值得我们去阅读的，但与将“面向文本本身”置于“置于中国现实问题”之下的次位的原则要求并不矛盾。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阅读罗蒂走出罗蒂”，“阅读哈贝马斯超越哈贝马斯”，但是理论界却有着单色调的“文本崇拜”现象却阻碍着中国转型理论的建构。依照前文所述，社会转型这是一个“复数”的异质性社会，对其提供一种恒固的理论单数形态本身堵塞了理论的生成，那么，作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正在动态的过程中克服这样一种古老的理论难题，走向真正的实践理论形态。

　　寻找中国学术的主体，成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理论使命。而将此落脚到现实处，最为核心的将是读懂中国现实。所有的“面向文本本身”的理论活动，都将皈依于“面向现实问题本身”的实践活动。任何游离于中国现实的理论，都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宿命。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融入到中国的个体世界，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世界。可能有学者疑问，作为一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中国的学术主体，在这里只要交待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球”的就已经足够了。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使我们相信其能够给予我们变革世界与变革自我的力量，这同时对中国来讲，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向事实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