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异质性的事实本身致命地打击了理论的“

　　摘要：异质性的事实本身致命地打击了理论的“抽象同一性”。单向度的理论舍弃了丰富的社会内涵，从而破坏了理论创新的基本机制。马克思自身在人类解放的理想中，面对“脱节的时代”不断走出前人的理论“襁褓”，而创新机制在于对当时时代的现实把握。当今在中国转型时期，身处全球化时代，理论界出现了大量的“面向文本”的“主体迷失”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事实本身视角与文本视角的“互文性”阅读的方法论中是必要的，而且“面对事实”是更高的创新“法度”，但并不是要否定“面向文本”的价值，而是将面向事实作为了理论研究的皈依。

　　关键词：事实；文本；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奠基于对一种理论本身的整体性把握。从原创性思维的创生机制来讲，娴熟于文本以便勾连自身理论与前人文本的习古斋院式做法，背离了理论原初关切的事实本身，封塞了真正的创新通道，从而直至在封闭的理论自我中彻底滑向了“自说自话”的“经院理论”。同样，当创新性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互切入时，“面向事实”的要求被提上议题，并直接赋予了创新的使命。而学界一直以来坚守的“面向文本本身”开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得到学理上的合法论证，即必须能够证明整个知识的理论谱系是严格按照线形叠加的实证科学意义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在两种创新的手法上，前者规制着真正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萌生，而后者则极易成为了保守、惰性的原创栅栏。如何处理文本与事实的关系，随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反思的论域。

　　一、异质性事实、单向度理论与创新模型
　　一般来讲，当人与现实世界相照面，无论是对社会“操心”性地静观还是对社会“烦忙”似地实践，均无法逃离出对社会付诸于“理论”——赋予个人的“理论前见”。而一个现实的事物必然处于相互缠绕复杂的关系网中，从而具有了多个普遍性质，“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其最后原因乃是：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它和不同的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同一个别事物是不同关系里的不同关系者。不同关系者不但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可有极端相反的性质。因此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同一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譬如人—— 即以“少年苏格拉底”所举的为例—— 就他和他的身体部分的关系，他是一切部分的总和，于是他是多；就他和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单位，于是他是一。这样，一和多两个极端相反的性质在他里面结合。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是由多而成的一；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它里面相互结合乃是必然的”。[1]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性质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的现象。在哲学史上，首次遭遇这一“哲学事件”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正是因为对作为“复数”的社会现实采用了同质性的“单数”思维，将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约，剔出了差异与矛盾的一面，这也就是柏拉图“理念论”所居于“至尊”地位的本质因由。在面对异质性的事实时，柏拉图以相论道，认为同类的具体事物具有个体的差异，理念(eidos)则为异质性事实中的共性质点。从而理念变成了“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2]而且这样一种理念成为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的最为关键的理论环节，到了中世纪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承接了这样一种思路，将外在的具体事物的多，看成是原型为一，一涵盖杂多，演化为多。虽然柏拉图对此早有警觉，“一方面，同类的具体事物是多，它们的相是一，一个相涵盖多个事物；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同时不止属于一个种类，这种情况下，具体事物是一，与之关联的相则是多。第一方面意味着同质性：诸多个别事物同属一个种类。第二方面则意味着异质性：同一个别事物同时属于诸多不同的种类。柏拉图在提出相论之初只注意到了第一方面，到《巴曼尼德斯篇》才意识到了第二方面。” [3]但是甚为可惜地是，它以放弃了相作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为代价，通过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给置换了。

　　依照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来看，理论如何真正代言异质性事实成为了“顽固”的“哲学事件”，他绝不亚于思维内在性如何切入外部世界这一康德式的“哲学耻辱”的批判。如果说康德还是在哲学上对理论批判，那么，理论如何真正切入事实则成为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只能应对。柏拉图将异质性事实问题推到了哲学的“前台”，问题在于其在维护理念的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纬度中最终没有走出这一影响后世的真正“柏拉图陷阱”。现今我们在次回到这一问题中，首先要寻求的莫过于，我们怎么解决这样一种有着两千多年的陷阱呢？对此，我们不妨将问题设问为，这样的陷阱本身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实的，我们是要直接解决还是跳过这一陷阱呢？如果我们跳过这一陷阱又蕴涵了什么样的理论前景。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异质性的“复数”与理论世界的“抽象”的不完整性即或多或少地舍弃掉一些事实中的元素，从而我们经常会看到理论指导实践出现严重错位的现象，这已经足够证明“柏拉图陷阱”问题本身是真实的。其重要性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只要是理论我们就无法使其包容事实一切，承认了这一点，就告诫了我们越过这样一陷阱来思考才是“走出这一迷宫的珍宝”。从理论与事实的不对等性来反思理论形成的方法论机制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

　　当一个理论工作者执着于理论的创作中，可能更多地是面对各色的理论进行自己的理论再创造，但“柏拉图陷阱”已经告诉我们理论的“抽象同一性”是理论致命的硬伤，推而论之，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已经“抽象同一性”的理论时，本身相应于前者再形成的“二阶理论”必然在抽象的同时，丧失掉更多的事实内涵。那么，理论的真正创新机制的图谱为何？对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问题，我想试图从描述认识论的知识发生学的方向上将创新的源始关联项跃显出来。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学术史概念，[4]但是雅氏本身对“轴心时代”的东西方的远古文明的产生机制的深入探究、对于古希腊为何能够使得欧洲人“家园之感”、为何能够提出了后人无法超越的真实问题、对于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来讲为何真正堪称原创的时代，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台北曾组织学者通过对中国先秦时期思想与希腊哲学进行了研究并有论著发表，[5]而在香港则曾以《二十一世纪》为代表发行过“轴心时代”专号加以讨论。[6]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轴心时代”的繁荣的讨论渐势成为学术热点，但将其作为理论创新机制来挖掘的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思。对于中国的孔子来讲，其理论的创作真实的来源在于直接面对中国的先秦社会现实，而不是文本。中国的先秦诸子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从今天看来，一个学术史案例就是他们属当之无愧的原创哲学家。现在我们常概言“大师”的缺乏在于环境的缺乏，其实更准确地讲，是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碰撞中，过于垂青于理论思维所导致的，而忘却了中国本身更注重于“事功”。当然不能说创新性思想只能属于古人，我们知道后来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显然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