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预言，资本主(2)

自17，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以来, 在两三百年的时期中，西方人在不断的挫折中曲折地发展, 走上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最前列, 而儒家文化圈里的亚洲国家只是在很短的30-40年中, 从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出发，迈向新的资本主义产业道路。西方人把亚洲国家飞跃发展途中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现象, 笼统地称之曰: 亚洲社会痼疾的文化弊端。这种说法, 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项对亚洲社会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的学术上的评价。这是因为“亚洲价值观”的讨论, 离开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实际内容及其社会政治制度的真相,将属于儒家传统的亚洲国家的不正常社会现象任意夸大, 并将其归咎于儒家传统文化内部的根源. 他们主张，如果不把那种“儒家文化遗产”剔除，就绝不能期待达到西方水准的面向“合理的近代社会”的成功发展。这样, 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讨论, 终究不过是完全否定了亚洲人本身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仅仅提出一个“近代化=西方化”的口号，承认西方文化统治东方为合理正当, 这不过是旧帝国主义时代殖民统治意识形态亡灵的复活罢了。

事实上, 过去150多年间的东亚历史空间里东西文明的对立, 是一个以西方文明为尺度的东方文明一贯的自我否定的历史。除了早些时候成功进入现代化的日本以外，以所谓'现代化'的名义通过否定自身传统文化而实现自我改变，比如说以<传统废弃=近代化>，还有<近代化=西方化>的等式作为有意义的历史,社会发展的指标，至今仍然被亚洲地区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是东亚地区，从70年代以后强调与西方不同的“自我本位的现代化”可能性的“儒家式资本主义”,也曾被有些知识分子所提倡。这种“儒家式资本主义”的议论是以克服韦伯(M.Weber 1864-1920)对儒家文化的否定批判为开端的。韦伯把儒家视为“固定的实体”来单纯化，在作为单纯、固定的实体的“儒家精神”中，他所看到的是对现实妥协的儒家世俗化的面貌。韦伯所了解的“儒家精神”缺乏基督教“清教徒”精神中表现出来的由对“彼岸”的向往而具备的积极的紧张性。根据韦伯的观点，儒家世俗的道德原理不过是和现实进行妥协的虚构的克服，即不过是一种“咒法”罢了。但是与其不同，拥护儒家资本主义的杜维明和余英时等人高喊,韦伯的这种错误主张不过是对儒家，特别是对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误解罢了。 他们主张，儒家思想的核心应该从把现实看作是“危机”而力图去克服的“忧患意识”中去寻找. 这种忧患意识一方面表现为穷究作为现世理想的天理，另一方面表现为实践天理的新儒学强有力的道德意识上。当然对儒家来说，因为这种“天理”是一个“理想”(虽然限定在这个现实世界内，但是它们终究是想要克服现实的), 所以可以看作是“内在而超越”的。因此“天理”的追求是和西方的“外在而超越”不同的，是一种中国式“超越性-理想性”的追求。他们的这种议论，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解释东亚人的“勤勉，诚实，节约”当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否定“新儒学”是一种排斥任何形态的功利主义追求的“观念的道德理想论”的话, 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种新儒学的反功利主义的道德的紧张性是如何触发了儒家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呢? 这是一个要求更有说服力研究的理论性课题。

尽管在这些议论中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理论课题，但是因为要展现儒家文化传统里的“儒家式现代化”的可能性根据, 讨论的开端是从和西方产业化的道路所不同的儒家文化圈特有的，自我文化认同出发的，所以被认为带有相当肯定的意涵。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III“近代”主义的膨胀以及“工具”理性所招来的悲剧

“培根”(F. Bacon 1561-1626)对现象的经验性和实验, 奠定了为满足人类欲望而支配自然的近代意识的基础，并且给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的带来了革新成果。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 首先强调的是否定中世纪的“目的论的”世界观。于是为了理解自然现象，主张摆脱现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观察事物真实的一面。“培根”的近代科学方法论是从他的破坏“偶像”的教导开始的, 其原因就在这里。从此，追求不介入研究者个人价值判断的，对现象性事实的严密分析以及以这种分析为基础假设的实验证明, 才算作是最正确的学问方式. 这种自然科学方法的成立是近代学问方式的根本原则。这种科学主义的膨胀, 把从形而上学观点来讨论不能成为验证对象的道德原理和价值论的方式等，都判断为缺乏科学性的似是而非的学问而一棍子打死。与这种科学主义相适应, 逻辑实证主义成为一种控制过去20世纪文化的重要。通过这种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式，近代启蒙主义以来，追求“目的合理的”(即“工具”)理性取得了非常大的生产力的进步，并且它最终给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按照韦伯的观点，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 从朴素的自然分工的阶段开始, 是持续，合理地整理，组织起来的劳动分工的无限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过程。劳动分工的合理化给劳动过程带来了机器的引进，这个有爆发力的机器文明在最近两百年来给生产力带来的增长几乎是无限的。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开始合为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在这里, 我们所要注视的首先是跟随生产过程的极端合理化而来的人性的丧失，其二是作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和道德精神的堕落。人类的劳动过程只是合理化的极端追求，不充分考虑每一个人的特殊的才智和趣味，只在抽象的物量性的范围内，尽可能合理性地,手段性地操作，并且因为这种人为的，合理的操作，人类劳动受到专门性的细分化，于是人类不能拥有人类本来的生活(Gattungsleben). 这种生活就是通过自身的劳动，客观地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 即“意识性地”，“主体性地”，并且“自由地”加工自然的生活。这种人类的“异化”现象又因为“货币”作为最普遍的流通及积累手段而越来越严重起来。人类的生产(社会)活动因为对富裕的不断追求，或“资本”的不断扩大而获得规定，所以现有社会所有的上下身份关系及其相关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只能逐渐失去它的意义而变得无力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的社会关系是根据合理的劳动分工原则，抽象普遍地联接，组织，运作起来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只能表现为生产手段即资本的物质(物量)关系。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才能从以往的身分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上”表现为平等关系。但是现代社会的是，摆脱“传统的目的论世界观”，换句话来说，丧失传统的权威和目的论的秩序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追求利润的巨大“动力”(Dynamik)面前，所有的人——尽管每个人在法律上具有形式性平等——实际上在物质,的差别与激烈的生存竞争中, 人类本来的价值(品格)与自由，即自己设定自己生活目标而可以贯彻下去的机会和闲心几乎都被完全阻绝了。这样, 人类能主体性地设定自己生活的目标并贯彻下去的“生活世界”根本地被“歪曲”并“异化”。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Habermas)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体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