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预言，资本主(3)

今天,科学技术发展的惊人进步使跨进20世纪最后一道门槛的人类面临着以往社会从未经验过的一个新问题。人类的技术能力——不管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已经具有可以维持也可以破坏整个生态平衡的力量。人类已经通过废弃物，强有力的手段(飞机，船舶，汽车等)所带来的废气及生活污水,导致了臭氧层的破坏，还有最近笼罩全球的异常气候现象等等，就象现在我们所体验的一样，已经改变了地球村的气候变动及能量转换的循环运动。可见,改变以及破坏地球自然环境的人类的力量是可怕的，而且近于无限。

比如说, 排除人类生活本质上所必要的“价值”(value), 只顾追求“事实”(facts)的计量目的合理性的“近代”“工具理性”极端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Umwelt), 从而到了不能再为自然有机体，即作为“生命体”的现在的人类和我们的后代保障健康生活的地步。

“假如工业垃圾在人类周围环境中任意地丢弃，则将没有能够继续进行净化的大烟囱或大江河, 那麽这些东西就又会在“生理自然”(physiologische Natur)的循环中, 再归还给我们。从含铅的沙拉开始，到含水银的鱼类和蘑菇，牛奶里面的DDT, 都是我们为消灭害虫而乱撒过的，或是作为废弃毒物埋在地底下的，所有这些东西，从好久以前开始都又回到我们的饭桌上来了。”由于受人类自私地利用自然的欲望支配，我们陷入了近代理性所引起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悲剧里面。基于上述事实,以下的道理不言自明, 即站在面向21世纪的门槛上, 前面的道路不应该是以盲目地模仿西方的“工具理性”为中心的近代化。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IV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与儒家之“美德”伦理的遭遇

以“启蒙主义”为基础的“近代”理性从18世纪以来强有力地了全世界.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经常听到来自西方文明发祥地的对“近代”理性所带来的“工具性暴力性”的批判。(生产)手段的极端合理化虽然正在积累着非常多的物质性财富，但是这种只注重计量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象卢卡契(G. Lukacs 1881-1971)指出的一样， 终究避免不了人类与的“异化”, 即“事物化”(Verdinglichung)现象的深化。到为止终于导致了从根本上破坏“人类栖息地”(Habitat)的生态危机。这里，近代理性犹如一把双刃剑, 它灿烂的威力和可怕的暴力性同时展现在人类面前。那么, 从这样的近代理性危机中摆脱出来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对此, (西方)世界的家们都拿出了各种处方。所谓的“後-主义”(Post-Modernism)可以说是一个对此种“近代理性”意识的根本性“否定”的呼声。与其不同，哈伯玛斯(J. Habermas 1929-)一方面尖锐指出牵引人类的劳动(Arbeit)，即生产行为的资本主义“体制”(System)的暴力性; 另一方面通过理性人的其他行为，即“沟通行为”(kommunikatives Handeln)，扩大“公论的合理化”，逐渐使“生活世界”(Lebenswelt)从“异化”中得到解放, 强化其“摆脱植民地化”的可能性。

主要活动在美国的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对这种理性解放的功能性是怀疑的。这显然与哈伯玛斯对“理性的”沟通行为所赋予的乐观希望有所不同。 麦金太尔认为, 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目的论的本性从根底里受到否定。只是追求“欲望”(desires)满足的“现实的人们”，终究只能在“情感主义的自我”(the emotivist self)中找回自己的本性。麦金太尔指出, 任何一个道德信念不过都是个人私有的“趣味”(preferences)罢了。所以任何一个道德性议论都不能确保可以规定限制别人的行动并起到普遍的规范性影响。因此, 他指出现代伦的道德争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相互合意>的荒唐无稽的东西。

麦金太尔在名著《德性之後》(After Vertue, 1984)第17章中, 在代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假定人物A和B之间进行对比，同时涉及到支持他们各自立场的“诺齐克”(R.Nozick)和“罗尔斯”(J. Rawls)的哲学立场。麦金太尔尖锐地指出, 即使通过前面两个人的争论, 也达不到“相互合意”结果的困境。“程序正义" (procedural justice)的概念是根据自由主义原则而来的一种关键性的个人主义品德。不过, 依他看, 人们如果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上的话, 即使对于“程序正义"的观念, 在现代里人们也是绝不会达到合意的。

把A假定为小店铺的主人或下层公务员，他辛勤劳动，努力赚钱才能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才能让子女读上大学，才能勉强奉养父母。如果政府从他那儿再为贫民的社会福利收税，那么政府的重课税政策就是对自己生计的“威胁”，所以他就把它定义为不正义(unjust)。他会主张自己的合法所得，只有他个人才有所有权，任何人都不能进行干涉。但是如果我们把B假定为自由职业者或社会实业家或继承很多遗产的人, 他会认为人们的财产, 收入, 机会的分配都是恣意形成的, 因这种不平等的结果, 贫民层几乎没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余地。于是他视这种不平等是不正义(unjust)的, 所以主张这种情况应得到改善, 为此需要的是成长，但是现条件下，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正义的，即为提高贫民福利而施行的政府的重课税政策对于收入的再分配是有贡献了。

在这儿，A号召合法权利，B是根据保障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他们是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主张正义的。按照B的代言人罗尔斯的正义观，如果有一个人正处在极度贫困的状况中，他就会认定那是因为曾经不妥当地运用了“正义”，所以现在为实现正义就应该要求“再分配”；相反A的代言人诺齐克主张的立场是因为过去的财产获得过程是合法的，所以现在再分配的要求对正义的实现是不合适的。麦金太尔从这样相反的前提出发而提出的这些对立的主张不过是人们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 对个人“利害关系”(interests)的权利的呼吁, 所以绝不会得到一致的意见。按照他的观点，这两人都是根据个人的“权利”来谈论正义的，决不是根据在自己所属的社群中他们各自的实践来主张自己有权要求的“应得的报酬”(desert)。按照这样的基准，A的主张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得到的所得, 就是自己拿了自己应该享受的“应得的报酬”, B的主张是现在的贫困和剥夺不是他们应接受的“应得的报酬”。但罗尔斯或诺齐克都是在坚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所以他们说到底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自己利害关系的个人。依照麦金太尔的看法，这表明他们首先考虑个人的利害关系，对他们来说，“道德或社会纽带的构成是次要的”，所以站在社群中的实践行为立场上, “应得的报酬”的主张没有考虑的余地。 因此“应得的报酬”的概念只有在所有的成员追求共同“善”的，“社群联系”中才可以成为“理所当然接受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