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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利益工作"的观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扎根，在多方面颇有成效，而且至今依然充满活力。有些人用这个观念作为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除了这批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个理想，在某些领域里，起码可以指出他们的无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奋斗不息。为了社会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贡献，他们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谎言(王守云)中生活"的最低代价。假使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难以想像局面会糟到何种地步。他们正确地认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对政治恶行的一次间接的抨击。他们也觉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法是颇为可取的，即便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进行直接批评的理所当然的权利。
但是，即使与60年代的情形相比，现在这种态度显然有一些局限。试图实行"从小处着手"原则的那些人频频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矛盾，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不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丧失良心、责任心和坚忍性的基础，干脆随波逐流(此为大多数人所持的态度)，就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局发生冲突(此为少数人所持的态度)。
如果说，过去人们从未把"从小处着手"的观念看成为人们在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让自己被结构排斥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弃了"为民族利益工作")，那么，在今天这种观念就更无意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手头没有简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决定"从小处着手"何时不再"为民族利益服务"而"有害于民族"。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逆转的危险与日俱增。"从小处着手"频频受到限制，而超过这个限制之外的避免冲突，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小处着手"的实质。
1974年，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由于他错以为我们也跟他一样热爱酿酒工作，他常常让我们感到窘促难堪。在一群社会主义造就的消极怠工者中，很难想像有更有创造性的工人。
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有权势，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合，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
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
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件事是一个阐明我在前面的观点的模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这就是我们现今的情形无法与奥匈帝国时期相比的原因。巴赫绝对专制统治是黑暗的时期只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见者"--卡雷．哈佛里谢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里欣。但现在我们要是不浮媚的话，就得承认"不同政见者"比比皆是。
对"不同政见者"放弃"从小处着手"一事说三道四是荒谬可笑的。"不同政见"并非马萨里克原则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结果。我说"常常"，是强调这并非一贯如此，我不相信只有正人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才会与现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产生抵触。酿酒专家S君毕竟有获胜的可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未成为"不同政见者"，就像把他们标榜为"不同政见者"一样荒唐可笑。总之，如果不根据事实本身，不根据事情的好坏与否，而根据试图在真理中生活而产生的个人环境来判断人类行为的话，那么这是同整个"不同政见"态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见"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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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运动的存在意义上的起点，那么这并不是说每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然地属于这个范畴。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广泛的意义，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且含糊而难以界定。其中充满了人类意志的温和言论，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治影响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察觉，最多不过被看成社会气候和环境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些言论多半停留在反抗控制的初级阶段：你不过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为尊严地活下去罢了。
由于某些人的特性、见解和职业，也由于某些偶然的情形(如当地环境特征、朋友等等)，在这片广漠、荒芜的旷野上，或许会出现较为连贯和清晰的首创精神。这种精神超出了纯粹个人的反叛行为，转化成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在真实中生活不复是对在谎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变得积极敢言，这时就会产生出可称为"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独立生活与其他的生活("依赖性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但是，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中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