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同样都是“主流哲学”，斯多亚派(3)

　　三
　　芝诺对于自己的既定方针大策毫不动摇，他认为来自学派内部和外部的质疑都还浅薄，没有接受。

　　就学派内部更接近于犬儒路线的阿里斯顿的批评来说，芝诺的反应是：只有将我们的学派发展为一个全面的、包括各种哲学部门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包括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大气象的哲学。按照古人的记载，

　　斯多亚派认为，哲学学说分为三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基提翁的芝诺是第一个在其《论学说》中作这种划分的人，而克律西波在其《论学说》第一卷和《物理学》第一卷中也作了同样的划分；……他们说哲学就像一只动物，逻辑学对应骨骼和肌腱，伦理对应血肉部分，物理学对应灵魂。他们使用的另一类比是鸡蛋：外壳是逻辑学，其次是蛋白：伦理学，而处于中心的蛋黄是物理学。他们还把哲学比做肥沃的土地：逻辑学是环绕周围的篱笆，伦理学是果实，物理学是土壤或树木。此外，他们还把哲学比做一座城邦，这座城邦为理性所牢固守护，并受其统治。(15)

　　这样一来，斯多亚哲学就是三个部门齐全的完整哲学，超出了严守伦理学一个部门的犬儒派。事实上，犬儒派在古代一直影响范围有限，而斯多亚哲学终于成为希腊化罗马世界中的主流学派，这与芝诺不向阿里斯顿妥协有关。在芝诺看来，也许不能简单地认为犬儒的傲视世界的意志力就是苏格拉底的真谛；苏格拉底确实对于人生遭际取岿然不动之心，但是这应该不是来自这种非理性的冲撞意志，而是来自于纯粹理性的“知之则乐之”的唯识论。这样的识见与早年芝诺所震惊并衷心崇拜的犬儒派相去已经太远。也许，青年芝诺具有青年人通常具有的喜爱“极端性”、喜爱悖论性说法的特点；然而当芝诺后来从青年反叛期走出来后，终于在中老年平衡期中创立了一种综合了各方多种因素的哲学。

　　然而，这就意味着斯多亚派内部必然有较为紧张的张力。这种多重元素并存的情况，使得斯多亚哲学在发展中呈现出丰富和摆动的样态。英务德说，与其把斯多亚哲学描述为一个“理智运动”，不如把它描述为一场特殊的旅程或思想的奥德修历险更为准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学派的历史发展充满了岔道、叙事性的色彩、奇异的关联，但是最终还是朝向一个可以理解的终点。(16)实际上，当时斯多亚派的开创元老之一、芝诺的老战友阿里斯顿就自成一派，反对斯多亚哲学接受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根据塞克斯都的记载：

　　开俄斯的阿里斯顿不仅因为物理学和逻辑学对研习者有害而拒绝它们，而且禁止伦理学的某些部分，如劝告和责备；因为他认为这些是保姆和儿童教育的事情。为了确保人生的幸福，只要有这样的教义就足够了——这些教义能够引领人们到美德上、疏离恶行、贬低那些令庸众羡慕并损害其生命的“中性事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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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阿里斯顿不仅反对自然哲学和逻辑学，甚至反对伦理学中的“应用伦理学”。这些主张纯粹伦理学的人体现出了对于“理论”的特有怀疑和不信任。阿里斯顿曾经说：“辩证推理就像蜘蛛网，尽管看起来好像显示了某种技艺，但却毫无用处。”(18)这样的犬儒派斯多亚精神虽然在斯多亚传统中不是主流，受到芝诺派的压制，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是经常冒出来。几百年后中兴斯多亚派的罗马人爱毕克泰德对于犬儒哲学家和苏格拉底就极为推崇。他虽然也同意逻辑学对于伦理生活的义务有影响，但是他还是提醒人们：逻辑只是手段、通道、旅馆。如果人停在这里不再向前走，那就喧宾夺主了。毫不奇怪的是，那些罗马晚期斯多亚哲学家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伦理学上。然而，为斯多亚哲学定型的，是学派的奠基人芝诺和克吕西波。对于这些大师们来说，自然哲学和逻辑学都是与伦理学一样不可缺少的哲学部门。这一基本格调一旦被早期斯多亚哲学家奠立下来之后，就没有被彻底推翻过。

　　至于来自外部——柏拉图学园派——的批评，众所周知，早期斯多亚派在回击新学园怀疑论的攻击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各种理论观点。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防御性的反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斯多亚对于柏拉图学园派中正面的理论——老学园的那个大型科研项目“柏拉图晚年未成文学说解读”——的态度。斯多亚哲学家的基本立场是：你们这些柏拉图的徒子徒孙们整天在那里注疏解读“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但是你们究竟是否知道这一学说的真正奥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了如此“高明超脱”的相（理念）世界的理论后，却在后期又提出不同的学说？而且，柏拉图中期和后期的思想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未成文学说的来源除了一些柏拉图讲座记录，“柏拉图第二封信”，就是《蒂迈欧篇》。这一篇对话是讲自然哲学的。人们立即可以提出几个疑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是已经公开宣布要专门搞政治哲学，放弃自然哲学的研究？(19)怎么又搞出这么一个系统庞大的自然哲学？其次，作为自然哲学著作，为什么《蒂迈欧》开头的场景要说是接续着“前一天关于建立良好城邦的讨论”（即《理想国》的讨论场景）？让我们回顾一下《理想国》。“苏格拉底”在雅典城外与公然主张“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智术师展开了理论激战，竭尽全力重建正义的尊严，其基本理论是以塑造新的大公智慧政治家为核心，在其教育培养政治家讨论的高潮部分，是对哲学的著名的“洞穴比喻”，启示政治家明白作为真正的强者，他们应当追求的“好”（善）不在这个世界洞穴里，因为“相”高于影子的世界，精神高于自然。当然，这一理想教育方案历来遭到人们的质疑：真的有可能造就具有如此深远视野和完善美德的政治家吗？柏拉图自己当然决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重重困难。

　　《蒂迈欧》一上来并没有径直开讲自然哲学，而是首先托埃及祭司之口讲了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远古的雅典确实实现了这样优秀的政体，具有完善美德的雅典人曾经率领希腊联军打败了“大西岛”的入侵大军，大获全胜。但是，后来发生了地震，一切都沉入海中。

　　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放在“自然哲学”对话录的开头部分又是什么意思？历来学者们争论不休。我们不想把事情弄得玄虚晦涩。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叙事表明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依靠逃避洞穴的政治哲学方案终究是不行的。放弃自然、与自然分离(xristo)和对峙并不是最佳的路向。政治哲学回避自然哲学，“自然”还是会来找政治哲学的麻烦。不要说《理想国》已经在后面用“生育时机难以掌握”来表明对德性的培养终究受制于自然过程，困难重重而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即使造就出来了十全十美的德性政治家，如果自然对于人的价值是充满敌意或是漠然的，那么自然（地震——以及“雅典的瘟疫”？）还是可以毁掉所有的政治哲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