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通常的描述，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思想(2)

　　在法国约定论思想中，我们更应当看到迪昂的思想对维也纳学派的重要影响。与其他约定论者不同的是，迪昂更为强调整体论的观点，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中整体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根据迪昂的观点，“第一，我们不能从一个理论中分离出孤立的假说，以对其进行所谓的关键性试验；第二，理论的真理性的检验不能通过检验单个假说的方式进行，因为只有作为整体的理论方可检验。只有个别的观察命题和属于物理学范围的命题才间或构成了例外。”[2]67根据哈勒的研究，早期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都受到了迪昂和其他法国约定论者思想的影响，其中特别是纽拉特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他后来提出的关于科学统一的观点就出自迪昂的整体论思想，而且他提出的多种假说理论也是以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为基础的。由此可以表明，无论是早期的维也纳小组还是后来的石里克小组，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是深深地置于马赫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约定论，而且这一切都是在《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前发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根源应当是现代科学论和约定论的经验主义，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主义。

　　二、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

　　由上可见，早在维特根斯坦之前，维也纳小组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哲学工作性质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哲学更应当被看作是现代经验主义的继续。然而，曾有卡尔纳普等人明确表示，《逻辑哲学论》一书的确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而正是通过对该书的阅读，使得维也纳学派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哲学发展方向。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真的改变了他们他们已经确定的哲学观念了吗？而且，这是一种怎样的阅读呢？

　　我们先来看卡尔纳普是如何描述这段历史的。他在自己的思想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曾被反复引述：“在维也纳小组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章节都曾被大声地朗读和逐句地讨论过。为了理解该书内容的真正含义，我们经常需要作长时间的思考。有时找不到任何清楚的解释。不过我们仍然领会了不少内容并且进行了热烈的讨论。”[4]37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出，对于维也纳小组来说，要理解《逻辑哲学论》“内容的真正含义”非常困难；他们甚至无法对该书的内容给出“任何清楚的解释”。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本书的确对维也纳小组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本书却使得维也纳小组产生了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积极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如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等人；但另一方面则是对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质疑和拒斥，如纽拉特、费格尔等人。而对《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观点，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人则把它看作完全属于形而上学的内容。所以，斯塔德勒指出，“维特根斯坦本人及其著作分化了小组成员，完全否定了异常肯定的立场。”[3]201 就是说，在维也纳小组成员积极地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的同时，维特根斯坦本人似乎对这种接受采取了怀疑的态度。

　　谈到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小组的影响，哈勒的下述说法集中代表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在处理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哲学家们的影响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如下事实：迄今为止人们并不十分清楚逻辑经验主义早期历史中的这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在这个问题上蕴藏着许多危险，人们往往将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易致人迷误的断言原封不动地用在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上，或者相反，将关于后者的易致人迷误的断言原封不动地用在前者上。在这里，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维特根斯坦自己或者其《逻辑哲学论》在石里克小组的最初建立过程中起了作用；而且在其与石里克首次接触之前的数年中维特根斯坦似乎也没有明确地研究过石里克小组的任何观念。”[2]112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至少应当区分出对早期维也纳小组和对石里克小组：对早期小组而言，这种影响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对石里克小组而言，这种影响也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代替石里克小组的思想。第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使得维也纳小组的理解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他们始终没有真正弄懂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至少在维特根斯坦本人看来是如此。所以，我们如今很难确定，维也纳学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历史地说，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正式阅读开始于1924年，虽然有记录说早在这之前哈恩就曾讨论过该书，而且，来自哥廷根的数学家雷德麦斯特也曾在石里克小组上讲过该书的内容。[2]112 所谓的“正式阅读”是指，维也纳小组把该书作为他们共同的阅读书目，并在一起共同讨论该书的内容。我们知道，以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小组开始于1923-1924年间，他们每周四晚上的聚会曾一度以《逻辑哲学论》为主要讨论对象。根据费格尔的回忆，正是雷德麦斯特最初提议阅读该书，当时积极附议的是哈恩、石里克和纽拉特。但早在该书最初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上的时候，费格尔就阅读过该书，虽然当时作为一名年轻学生的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深邃思想。[3]202 同样，卡尔纳普最初也是读到该书在《年鉴》上的版本，但他当时并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对“其中某些相当模糊的公理加以透彻的理解”，所以他没有能够通读全文。[4]37 这表明，卡尔纳普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逻辑哲学论》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小组在阅读《逻辑哲学论》的同时，也在阅读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和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当时，《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小组成员阅读的是卡尔纳普提供的打印稿。他们从该书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逻辑句法是构成世界的主要方式。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小组所有成员的充分重视，虽然其中一些成员强烈地感到该书与《逻辑哲学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费格尔就指出，“事实上，在石里克的认识论中就已经预示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某些最关键性的信条。”[5]5 费格尔给出的例子包括了：关于认识和体验的区分（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与仅仅显示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区分；关于概念和命题符号的结构性质；关于真理意义的精致符合论观点；关于有效的演绎推理分析和重言式的性质；具有休谟主义色彩和反康德主义的经验论；对心理主义的拒斥等。这些思想在《逻辑哲学论》中都直接地或隐含地表达出来了。《普通认识论》初版于1918年，1925年出版第二版，这表明该书中的主要思想都形成于维特根斯坦之前，虽然石里克后来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