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通常的描述，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思想(3)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表述他们已经形成的一些哲学观念，因为他们在该书中发现了对这些观念的更好的表达。所以，虽然他们对书中的某些说法和观点并不完全认同，甚至并没有完全理解，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从中得到有利于他们的内容。换句话说，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并没有改变维也纳小组已经形成的哲学观念，也没有为他们增加更多新的思想内容。该书给他们带来的唯一好处是，他们的哲学观念得到了一种更为清晰有力的表达方式。

　　三、维也纳小组部分成员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

　　我们知道，能够说明维也纳学派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密切关系的历史事实莫过于该小组的部分成员与维特根斯坦之间持续多年的非正式讨论。这个讨论已经被当时的当事人魏斯曼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并由麦吉尼斯编辑出版。[③][6] 那么，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之间的关系，从这些讨论中我们究竟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麦吉尼斯在他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一书的编者说明中，已经清楚地描述了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魏斯曼、卡尔纳普和费格尔等人的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维特根斯坦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就是说，他最后能够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这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维特根斯坦在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之后似乎并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哲学研究，这在该书的序言中就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这里所陈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来则是无可置疑和断然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已经在根本上彻底解决了。”[7]188 的确，他在返回维也纳之后就到了奥地利南部的小学校任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哲学界；而且，就在莱姆塞前往他的驻地邀请他重返哲学的时候，他还表示自己在哲学上已经无事可做了。1924年底，石里克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希望能够与他见面，但维特根斯坦似乎并不愿意与他会面。直到1927年初，两人的首次相见才得以实现。虽然维特根斯坦很快就接受了石里克，但他在最初却始终对这个陌生人抱有怀疑和犹豫的心态。其二，维特根斯坦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对他人解释自己的著作是否有什么必要。这与他当时的思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在1926年之后就开始重新考虑一些哲学问题，但这些考虑与他的前期思想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全新的。所以，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再向他人解释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更何况他对其中的一些思想已经或正在变得陌生起来了。

　　当然，在与他的一些朋友的讨论和交谈中，维特根斯坦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前期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并开始试图把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与《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联系起来，由此可以更清楚地厘清他正在考虑的问题。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最后答应与石里克、魏斯曼、卡尔纳普等人共同讨论的主要原因之一。[④] 根据麦吉尼斯的描述，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交流开始于1927年，但从1927年到1928年的交流并没有留下太多地记录，除了与莱姆塞有关的数学基础问题之外。直到1929年底，维特根斯坦才开始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相对稳定的交流和讨论，大约持续到1931年底。随后的几年中，维特根斯坦始终保持着与石里克、魏斯曼等人的关系，但没有固定的学术讨论，石里克1938年被杀和魏斯曼1938年移居英格兰，使得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完全中断。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详细讨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部分成员共同讨论的内容细节。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维特根斯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前期思想？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们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的思想？

　　根据魏斯曼的纪录，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由维特根斯坦本人独白式的解释，另一种则是他对石里克、魏斯曼等人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从篇幅上看，前一种形式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而与他的对话者似乎只有石里克和魏斯曼两人。从卡尔纳普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虽然维特根斯坦在1927年开始与小组成员接触，但到1929年初，他就基本上结束了与除石里克和魏斯曼之外的小组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而且，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与他们的交流是不甚愉快的，所以是他主动结束了与他们的联系。对此，卡尔纳普等人还深感遗憾。如今没有任何历史纪录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要结束这种联系，但从其他人的回忆中似乎可以看出个中端倪。卡尔纳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尽管我们和维特根斯坦在态度和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我深知，维特根斯坦始终能够感觉到这种分歧的存在；并且与我不同的是，他一直为这种分歧所困扰。”[4]42 艾耶尔则认为，“断绝关系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卡尔纳普有剽窃之嫌。他总是害怕别人剽窃或歪曲他的思想，这种畏惧几乎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8]12 从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材料中得知，维特根斯坦的确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他对他人的态度总是过于敏感，总是怀疑别人是否剽窃了他的思想。正是这种怀疑导致了他与卡尔纳普的断交，也导致了他与魏斯曼的最后分手。[⑤] 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能够进行持续近五年时间（1927-1932）的讨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石里克的个人魅力使维特根斯坦感到有了可以对话的对象，他认为“石里克是一个水平很高、理解力很好的对话者，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6]5 而 “石里克本人无论是在哲学观点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都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乃至卡尔纳普抱怨说，“在以后的那几年中，我觉得，石里克在我们小组的讨论中有时似乎抛弃了他通常所保持的那种冷静和批评的态度。他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哲学观点和立场时不能通过合理的论证来为这些思想辩护。”[4]42 其二，魏斯曼从他们的讨论一开始就表明了要对《逻辑哲学论》的思想作出解释性的说明，并且在1929年预告出版《逻辑、语言和哲学》，作为即将出版的《科学的世界概念著作集》中的第一卷。维特根斯坦非常支持魏斯曼的这个做法，允许他记录整理他们之间的讨论内容，甚至向他提供一些自己的手稿。而且，当维特根斯坦得知魏斯曼将于1930年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时，他非常高兴。事实上，他非常希望魏斯曼能够在各种会议场合宣传他的哲学思想。这些情况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从内心渴望自己的思想为更多的人所知，但又始终担心自己的思想遭到他人的歪曲或误解。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了他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总是疑心重重，谨小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