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通常的描述，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思想(4)

　　尽管魏斯曼对维特根斯坦谈话的纪录不能完全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思想的真实表达，但纪录的内容至少可以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知道，石里克邀请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交流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向他们讲解《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思想，由此解决一些在他们看来非常困惑的难题。但我们从魏斯曼的记录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其说是维特根斯坦对他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如说是批判。还有一些东西是他早期思想中没有的，而正是这些东西引出了他的后期思想发展。

　　关于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批评，在魏斯曼的记录中随处可见。例如，关于对象的存在和基本命题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哲学论》中完全以逻辑构造说明它们的方式，认为“对对象的整体理解就是最紧密地与命题的主谓形式相联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基本命题的逻辑建构与命题的逻辑建构没有丝毫相似之处”。[6]11 关于日常语言，他不再坚持必须使用逻辑的语言才能表达清晰的思想，而是认为“我们无须去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或者去构造一种符号系统，会话用语就是语言，前提是我们使它摆脱不清晰状态”。[6]15 关于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中所没有的东西，更是构成了魏斯曼记录中的核心部分。应当说，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讨论并不是他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前期思想，而是在向他们阐发自己最新的思想发展。“从小组成员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记录，或许还有魏斯曼为了解释《逻辑哲学论》而于1930-1931年提供给小组成员以供讨论的那些论题中我们至少能看出维特根斯坦思想变化的某些个别的特征。”[2]117 哈勒甚至假定，源于维也纳小组的某些问题同样刺激了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新思想。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本人就曾指出，他这时的想法“离《逻辑哲学论》的立场已经很远了，‘我今天已不赞同该书里的许许多多表述’。”[6]13 由此，麦吉尼斯推断说，维特根斯坦这个时候的想法似乎并不是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后来以更为准确的形式出现在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哲学评论》之中。所以，麦吉尼斯提醒说，“要把这些记录视作为特根斯坦的观点的表达，必须非常谨慎”。[6]19

　　以上证据可以清楚地表明，维特根斯坦在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中并不是在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早期思想，而是在从事新的哲学思考，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都把《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一书看作他思想转变时期的重要著作，而从来没有把它归入《逻辑哲学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石里克、魏斯曼以及费格尔、卡尔纳普等人真正理解了维特根斯坦向他们传达的新思想。从他们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看到，他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如对逻辑和逻辑命题的解释（逻辑陈述的本质仅仅在于其形式和结构）；关于经验命题的观点（被我们描述为实在的一切都可以使其他的样子）；关于哲学的本性和任务的看法（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的本质在于对语言的批判）。[2]118-125 显然，这些观念都是《逻辑哲学论》中早已阐述过的，而不是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们讨论时阐述的新观念。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一下魏斯曼留下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其中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逻辑哲学论》，很多内容后来出现在了他的《哲学评论》、《哲学语法》以及《哲学研究》等著作中，例如，对空转的轮子的论述、对疼痛感觉的分析、对颜色的分析、游戏与规则的概念、对语句的理解等等。由此可见，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从与维特根斯坦的交流中获得他们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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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维也纳学派的宣言

　　在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历史中，1929年发表的《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被看作维也纳小组倡导的哲学正式成为一种哲学流派的重要标志。由于它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其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说，维也纳学派究竟如何看待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他们的哲学中的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宣言产生的过程。如今已经有很多资料表明，这个宣言的产生与1928年成立的“马赫学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哈勒的记载，在纽拉特以及奥地利的无神论者联合会成员的倡议下，1928年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旨在传播精确科学知识的学会，这就是“恩斯特·马赫普通自然科学教育学会”（后简称为“马赫学会”），石里克当选为学会主席，哈恩、纽拉特、卡尔纳普等人当选为学会理事。学会和柏林经验哲学学会共同承担编辑《认识》杂志，该学会的目标是“将科学的活动当作是其努力的中心，它力图将不同学科的代表联合起来，以便克服暂时还存在于它们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当然首先也是为了达到统一的启蒙目的。”[2]85 由此可见，马赫学会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则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相去甚远。这个学会成立不久，石里克接到了来自波恩大学的教授聘书。为了挽留石里克，马赫学会的理事会在1929年4月2日专门向石里克和所有理事成员传阅了一封带有私人色彩的信件，强烈表示对他离开维也纳所带来损失的担心。石里克最终还是留在了维也纳，由此，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人（主要是纽拉特）就产生了为石里克撰写一个感激性文献的想法。这就是这个宣言诞生的历史背景。据称，该宣言最初是由纽拉特起草，后由卡尔纳普修订，费格尔也参与了修订任务。但无论如何，我们从发表的这个宣言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纽拉特思想的明显特征。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做法颇有微词。[⑥] 他在1929年7月写给魏斯曼的信中，“告诫维也纳学派的人们，不要借这个机会而糟蹋自己的名声，……不要‘通过大话而使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变得滑稽可笑’。”[2]87-8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维也纳学派正是由于这个宣言才真正为外部世界所知道，也才有了自己的所谓“名声”；因而，这里显然并不存在“糟蹋自己的名声”的问题。而且，我们从宣言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宣言并没有包含所谓的“大话”，相反，它所谈论的问题都非常具体，从中得到的结论性断言也都是有理有据。更进一步地说，维特根斯坦在说这些话之前并没有读到该宣言，他不过是通过魏斯曼德转达而已；而且，该宣言是在他写信给魏斯曼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公开的，所以，他对该宣言的详细内容其实并不知晓。所以，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宣言的态度并不说明任何问题，而只能说明他对维也纳学派把石里克作为精神领袖的做法感到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