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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4)

2014-05-26 01:31
导读:资料 ,对不利于自己见解的 资料 则视而不见。以这样粗糙的运思方式来do philosophy,难道不是对哲学这门学科的亵渎吗? 其四,实用主义因素。众所周知
资料,对不利于自己见解的资料则视而不见。以这样粗糙的运思方式来do philosophy,难道不是对哲学这门学科的亵渎吗?

    其四,实用主义因素。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是十分强烈的,它也渗透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并表现为:一是对抽象的观念和范畴不感兴趣;二是把真与假的问题边缘化;三是将是否有用提升为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中国哲学研究总是不断地回答“哲学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远远地超过他们对“什么是哲学?问题的关注。我们不是说,“哲学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是无意义的,而是说,仅仅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由于研究者对与实际用处相分离的抽象观念和范畴缺乏兴趣,所以,现代逻辑、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这一研究路向很难发展起来,从而倒过来又使中国哲学学科始终停留在粗糙的经验主义、心理主义和穴居主义的水平上。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学科要在形式上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认真地反省传统的思维方法,摆脱其负面因素的影响,把自己提升到当代哲学的水平上。当然,在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中也蕴含着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如对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反省、对社会交往关系的探索、对观念的反本质主义的运用 等等,有待于我们深入地加以发掘。

    第三层意思是:中国哲学学科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已经认真地消化并批判地借鉴了国际哲学界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是仅仅满足于搬用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实际上仍然以隔绝性的、自说自话的方式重复着那些陈旧不堪的哲学见解?

    谁也不会怀疑,逻辑学在整个哲学研究,特别是当代哲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哲学学科在逻辑学,尤其是现代逻辑学的研究上却远远地落后于国际哲学界,甚至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事实上,这种逻辑研究上的严重脱节,已经对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比如,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常常见到这类文本,它们只有观点上的引证而没有逻辑上的论证,仿佛只要从某些伟大的哲学家那里摘引几段语录,说出某个观点,全部论证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更有甚者,在同一个文本中表达的观点在逻辑上竟是不相容的。试想,如果一篇哲学论文或一种哲学见解连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也可以违背的话,它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此外,在20世纪哲学发展中出现的“语言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的成熟,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然而,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中,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对语言分析方法的排斥。在我们看来,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和修养,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难以进入到对任何哲学问题的准确研究和表述中去。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常常随心所欲地使用“哲学”、“世界”、“存在”、“实践”这样的概念,也常常随心所欲地使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命题,却缺乏对这些概念和命题的必要的语言分析。我们这里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两个命题。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他在“哲学”这个名词的面前加上了“任何真正的”这个定语,这充分表明,他试图以严格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假如人们任意地使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这类粗疏的表达,他们又如何去面对下面这样的质疑,即教条主义的、陈腐不堪的哲学思想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吗?同样地,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也是粗疏的、不确切的。如果一种科学见解还没有转化为技术,而一种技术也没有进入生产过程,它们怎么可能成为第一生产力呢?所以,这个命题在语言上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严重偏失是对当代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成果的普遍忽视。试想,当人们用一大堆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概念和命题编织成一个哲学文本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对哲学的某个方面或某些问题的研究做出实质性的推进吗?在我们看来,哪怕产生这样的幻觉也是可耻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学科要在形式上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并与国际哲学界进行平等的、创造性的对话,就应该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充分汲取当代哲学,尤其是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已经获得的前沿性成果,从而把自己提升到真正与当代哲学相匹配的水平上。

    综上所述,当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提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时,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假问题。既然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那么,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相应的合法性,至于以什么样的名称来指涉这门学科,这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也与所谓的“合法性”无涉。尽管“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但当我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学科应该具有的内容上,而是从它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具有的形式上去理解这个问题时,它才获得自己的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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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如,在西雅图的游行以后,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术语,这也是“能指”大于“所指”的游戏。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真正反对全球化的,比如,INTERNET、国际通讯、国际航班、国际旅游、国际体育比赛等都属于全球化的范围,有谁会加以反对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全球化”这个概念是“有概念而无对象”,即有这个概念,却没有这个概念可以指称的、合适的对象。事实上,人们用“反全球化”这个能指真正指涉的对象却是: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那些有损于这些反对者利益的举措、现象和结果。又如,某所大学的某个大学生成了犯罪分子,媒体报道的标题赫然如下:“大学生犯罪”,仿佛全世界的大学生都成了犯罪分子。实际上,标题中的能指——“大学生”真正指涉的对象却是一个个体,即“某所大学的某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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