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2)

　　在这样的观点看来，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是对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给出哲学的解释，不应是由过去而推断出某种结论。相应地，巴特菲尔德否认可以以因果联系的方式讲述历史。或许更一般地，历史可以假定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整个过去导致了复杂的今日，它包括过去运动的复杂性、纷繁的争论和错综交织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当历史学家真正去追溯过去时，他就会发现相互作用的网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不可能指出过去（比如说１６世纪）任何一件事是２０世纪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因。因此，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以某种可能性去追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事件的序列关系，而不是试图描绘交错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与结果的极为复杂的图表。历史学家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他象旅行家一样，向我们这些不能去访问一个未知国家的人描述那个国家，他只讨论确定的、具体的、特殊的事情，他不应过分关心哲学和抽象的推理。简而言之，

　　作为最后的手段，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释法国大革命，是通过精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们带入更加详细的细节，让我们确切地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特菲尔德强调，只有通过一段实际的研究，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历史中的某一点，才能真正使历史变革背后复杂的运动具体可见。这种对人类变化的复杂性的展示，对人类任何给定的行动或决定之最终后果的不可预见特征的展示，是人们可以从细节中学到的唯一教益。

　　然而，越来越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巴特菲尔德反复强调的节略问题。由于历史中的内容无限丰富，要把所有事实都充分讲授的历史实际上是无法写出的，所以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必然是节略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对于所有的历史，当它们变得更加节略时，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倾向于辉格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全部困难都来自有关节略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象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说，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进行节略呢？巴特菲尔德指出，节略就是对复杂性进行节略。它不仅是写入什么或省略什么的机械性技艺，而是在不丧失总体性和主旨的前提下如何有机地压缩细节的问题。在节略时，历史学家不应按照某种原则来选择事实，不应插入一种理论。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应具有一种能看到重要的细节和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和模糊的天赋概念之外，巴特菲尔德对此问题的解决并未提出什么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正是这一弱点成为巴特菲尔德所提倡的反辉格式历史不能贯彻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尔德在该书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判断都是历史学家所应回避的。

　　巴特菲尔德一生著述甚丰，除了为数众多的专题性历史研究著作（主要是关于１８世纪英国政治史和欧洲近代史的著作）之外，侧重史学理论方面的有《基督教与历史》（１９４９）、《人类论述其过去：史学史研究》（１９５５）、《乔治三世与历史学家》（１９５７）等专著，及“历史与马克思主义方法 ”（１９３３）等论文。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该书很快就被认为是史学理论方面的一本经典名著，多年来一直不断重印。巴特菲尔德的这部著作内容本身虽然只涉及政治史与宗教史，但它的影响则波及整个历史学界。“辉格式的历史”一词成了历史学界进行史学批评的标准专业用语。在很长的时间中，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学家愿意成为（或被人称为）辉格式的历史学家。在科学史界，巴特菲尔德的这种影响尤为强烈。

　　二、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讲到的，从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来看，如果不考虑最初期那些萌芽性的科学史著作，大致可以说从１８世纪开始出现了早期的科学史（严格地讲只是学科史）著作。与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相伴，这个时期的科学史著作反映了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把科学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当然，此时从事科学史工作的多为科学家，科学史这门学科尚不成熟。到２０世纪初时，科学史研究出现了从学科史到综合性科学史（通史）的转变，有了少数职业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自身的价值标准也开始确立。然而，当时科学史界对科学史所持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批评的辉格式的的观点。例如，科学史学科重要的奠基人萨顿，就曾在他的几部著作中，以定义、定理和推论的形式反复地强调他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如此的那些东西。

　　定理：这些实证的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

　　推论：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任何其它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

　　正因为如此，萨顿在他的科学史研究中，很自然地把炼金术、占星术和自然巫术当作伪科学而不予考虑，他还把盖伦的生理学理论斥为空想和荒唐，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讨论它们。这些作法当然是与萨顿本人所坚持的实证主义观点相一致的。实际上，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初期，实证主义的科学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相应地，在科学史研究中，辉格式的倾向也相当极端，相当普遍。

　　大约从５０年代起，情况逐渐有了改变。在专业科学史学家当中，极端的辉格式研究倾向开始消失。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怀耳德（C.B.Wilde）提出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历史学家已经表明一种研究法的优越性，即从各个方面努力重组以前的思想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以事后认识到的好处作为标准去评判过去；第二，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的衰落，致使那种认为科学知识的现状在任何绝对的、认识论的意义上，都比早期的知识形式更优越的信仰难以维持下去了；第三，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已比被取代的、在现代科学家看来可能是荒唐可笑的许多观念，在早期的科学发展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